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侧重于研究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意义的准确传达,倾向用“忠实”作为衡量译作优秀与否的首要标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开始出现“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发展势头日渐强劲。翻译研究被置身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影响和制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选择的政治、社会、历史与文化等外部因素受到广泛关注。比利时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安德鲁·勒菲弗尔是文化转向中的领军人物,他提出的改写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中的一项著名理论。勒菲弗尔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三种因素的操纵,提出翻译即是改写的著名论断。意识形态对于主题的选择、翻译方法的运用及细节方面的处理都有着很大的影响。诗学作为一个社会文学标准的总和,对翻译过程中语言的运用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赞助人则是通过意识形态对翻译作品的出版和发行起到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译者,由于其所处的文化历史环境不同,必定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受到不同的主流诗学的制约。译者通过改写,使译本尽可能地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意识形态及诗学观,以确保其译本最大程度地被更多的译语读者所接受。Little Dorrit是19世纪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本文拟以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理论为框架,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比较分析Little Dorrit的两个中译本：清末民初时期薛一谔和陈家麟的译本《亚媚女士别传》与20世纪90年代金绍禹的译本《小杜丽》。由于赞助人这方面资料有限,本文仅分析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因素的影响。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以及诗学是如何影响和制约译者的翻译实践的。本研究搜集了Little Dorrit第一卷中的122条语料,将其分为宗教、社会道德、小说情节、语言风格、场景描写、人物描写等几个方面,然后从中选取了31个例子进行了分析。本研究通过定性研究的方法,经过对比分析,试图找出为何Little Dorrit两个中译本有着不同的特色,译者是如何对原文进行改写的。本研究还采用描写和解释的方法,通过分析具体实例研究薛一谔、陈家麟和金绍禹各自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译本的形成有着什么样的作用。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两个译本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正是不同时期社会的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目的及策略；同时,译者在语言风格的选取,自然场景及人物塑造方面都受到了其所处社会的主流诗学的影响,译者采用了不同的语言风格,对场景及人物进行了重新塑造来迎合不同的目的语读者。通过对比研究可以发现,翻译活动不是孤立发生在真空中的,它是译者对原文的改写。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发展,影响译者翻译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也会不断发展变化。因此,通过对《亚媚女士别传》和《小杜丽》进行对比和研究,许多在语言层面对比解决不了的问题找到了答案。本研究揭示了改写理论的实用性、有效性及其对翻译理论研究的贡献,也证实了各操纵因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及指导作用,从而得出结论：译文中出现改写痕迹不是偶然的,而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在特定场合、特定时期斗争与协商的结果。不同时期的译者在翻译同一作品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为了达到自己的翻译目的,使译本能够顺利被读者所接受,译者必须在意识形态及诗学的制约下来翻译原文本。这也是同一部作品会有不同译本的原因。每个译本都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只要它能体现时代的要求、忠实地反映译者的翻译观,就是好译本。本研究由六章组成。第一章是导言,对全文进行概述。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重点讨论了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发展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第三章是语料及语料研究方法介绍。第四章和第五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第四章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从宗教、道德观念、文化语义词及作为整体的情节几个角度对比分析Little Dorrit的两个中译本。第五章分析了诗学对翻译的操纵,从语言风格的选取、自然场景的描写、人物外貌及心理描写几个角度对比分析Little Dorrit的两个中译本。第六章是总结,探讨了本研究的发现以及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