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高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既能改善国际收支失衡,又是当前我国“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重要战略选择。“走出去”的企业与出口企业相比,需要承担更高的固定成本与沉没成本。此时企业的融资约束就成为影响我国OFDI的一大要素。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助于合理部署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布局,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政策提供借鉴。然而现有理论多从FDI理论的角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将金融发展作为影响因素较少涉及,有鉴于此,本文重点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发展对我国OFDI的影响效应。本文通过模型分析和理论分析探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通过模型分析得出东道国金融发展能够推动母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已有理论文献研究提出东道国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风险、提高企业生产率、规模经济效应路径促进我国OFDI,但也通过竞争和融资替代效应抑制我国OFDI,最终的影响是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博弈的结果。基于此利用金融深度、金融规模以及金融效率三个指标对金融发展进行测度,选取2003-2019年6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OFDI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三组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进行异质性检验。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归纳总结基本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两点:（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发展深度的提高能够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效率越高,吸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就越强。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回归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1）中高收入国家金融深度的提高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2）低收入国家金融效率提升能够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本文的基本结论,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我国应当合理规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布局;第二,我国应当完善金融发展制度,积极推进我国金融发展进程;第三,我国应鼓励本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金融通和金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