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霍姆斯基的描述性翻译理论、图里的多元系统论、勒菲弗尔的操纵学派理论等为代表的翻译的文化转向理论在上世纪的90年代被传入中国之后,“翻译的文化转向”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翻译领域的新视角。人们开始重视“翻译在做什么”,并从文化因素来探讨“为什么这么做”。由于经济、文化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外国图书,尤其是日本图书在我国的翻译出版,自21世纪以来迎来了新的高潮。其题材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为我国本土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绝不是在真空条件下进行的,新世纪以来在我国翻译出版的日文图书,简称汉译日文图书,其盛行想必与当今时代下受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影响的中国本土的文化心态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本文试图从翻译的文化转向理论的角度出发,对在我国出版的汉译日文图书状况进行描述性研究,以此来论证翻译选题与本土文化心态之间的关系。本论文采取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从2000年至2016年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汉译日文图书的翻译选题情况,从宏观上分析目前中国对日文图书的翻译选题倾向与趋势,从微观上选取“阅读日本书系”等例子进行个案分析,结合翻译的文化转向理论深入阐述以财团、出版社等为主的文学系统外部赞助人以及以译者为主的文学系统内部专业人员、读者等不同主体的文化心态构成的本土文化心态与翻译选题之间的关系。通过描述性研究,笔者发现,在2000~2016年间,汉译日文图书的翻译出版主要以实用类、文艺类、儿童读物等非学术性质的图书为主,人文科学类、应用科学类、自然科学类图书呈现逐渐减少趋势。通过“阅读日本书系”进行案例分析发现,以财团、出版社等为代表的赞助人、译者等不同主体的文化心态与汉译日文图书的翻译选题息息相关。这些不同主体的文化心态对翻译选题的影响实质上是翻译的“主体间性”所作用的结果。在翻译的“主体间性”的作用下不同主体对日本文化形成了共同交织的期待视野,并且通过“异化”的选题策略构建目的语国家的“主体性”,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外构建两种文化交融的空间,即“第三空间”,从而再作用于翻译选题。因此,可以说翻译选题与本土文化心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即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