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对新类型犯罪的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金融领域的犯罪活动比较突出，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涉案金额呈上升趋势，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财税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诈骗犯罪现象反映的产物，我国的金融诈骗犯罪立法并不成熟，由于立法的粗疏和实践经验的缺乏，立法规定的缺陷和不足也日益显现出来，导致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无所适从。为保护正常的金融秩序和有效地预防和惩治金融诈骗犯罪，并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国际大趋势，本文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及国际化发展趋势，运用逻辑分析与比较研究的方法，从我国金融诈骗罪的立法背景(包括金融背景和现实背景)谈起，剖析了我国金融诈骗罪的成因，回顾了从1979年刑法到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再到1997年新刑法三个阶段对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沿革，并对金融诈骗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作出了界定，然后从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思想、立法模式、罪网设置及刑罚设置四个方面入手，来探讨完善我国金融诈骗罪立法的改革构想。在立法理念上，立法者应随着时代的变迁，改变立法理念上的不平等意识，注重对金融机构与客户利益的平等保护，对金融机构的金融诈骗行为进行刑罚规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需要；在立法模式上，改变现行刑法采用的传统的诈骗罪的“目的犯”、“结果犯”的立法模式，应立足于当代刑法理论，价值取向以及刑法国际化的趋势，借鉴国外成功经验，采用行为犯与目的犯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在罪网设置上，合理地建议增设欺骗客户保险罪，保险代理、经纪人诈骗罪，骗取他人票据罪三个罪名，并考虑票据诈骗罪与滥用票据罪、信用卡诈骗罪与滥用信用卡罪的分立；在刑罚设置上，建议逐步废除现行金融诈骗罪中刑罚的死刑设置，扩大轻刑适用范围，提高轻刑适用比例，提升罚金刑在金融诈骗罪刑罚中的地位，明确对单位判处罚金的确定原则，对金融诈骗罪应采取倍比制的罚金刑，对实施金融诈骗犯罪的自然人和单位分别增设“禁止从业”和“剥夺经营权”的资格刑，明确规定单位为贷款诈骗、信用卡诈骗和有价证券诈骗犯罪的犯罪主体，从而保证刑法惩罚的平等性、有效性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