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口供在追诉犯罪的证据体系中拥有“证据之王”的“美誉”,在证据体系中也处于“地基”的位置,甚至一度成为成功侦破案件的标志。由此,侦查人员往往会出于破案的心切会积极采取诸多取供方法以获取口供,而诸多取供方法之中也包括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方法在内,由此也就引出了口供的合法性争议问题。然而,司法实践无非是了解非法口供范围问题的最好窗口,这不仅能够真实反映出现行有关非法口供规范文本的法律指引效果,也能够展现出非法口供范围的实践样貌。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实证的视角来研究非法口供范围问题。本文通过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等途径收集有关非法口供范围的样本案例作为实证研究素材。本文在对样本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当前法院在非法口供的认定上主要存在对非法口供范围把握不准,认定存在困难、混乱以及规范文本与司法实践相“脱轨”的问题,亟需理论与规范给予回应,完善非法口供范围以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本文除引言与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全文3万5千字左右。第一部分主要以梳理归纳规范文本中的非法口供范围为主题。通过时间的视角来梳理规范文本,结合有关立法人士及专家学者的观点分析发现,当前我国规范文本中的非法口供主要存在三种类型:应当认定、不应当认定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模糊情形。具体而言,包括采用刑讯逼供(采用刑讯逼供取得的重复性供述)、威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获取的口供以及讯问笔录没有被告人签名等特殊情形属于应当认定为非法口供的情形;采用引诱、欺骗获取的口供以及采用刑讯逼供以外的非法取供方法取得的重复性供述属于不应当认定为非法口供的情形。此外,还包括《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1条规定的三类讯问笔录;处于模糊地带的情形目前主要是违反讯问地点以及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取得的口供是否应当认定为非法口供的问题。第二部分主要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考察非法口供范围的运行现状。基于收集的有关非法口供范围的样本案例,首先进行总体性的定量分析,从整体上对非法口供范围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作出概览,得知无论是辩方还是法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超出规范文本申请排除或者认定非法口供的问题,这反映出规范与实践之间存在相分离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典型个案的角度展开说明法院是如何具体把握规范文本中的三类非法口供。针对三类不同的非法口供依次阐述相关典型案例,得知在不同的情形中均有出现依据现行规范文本应当认定为非法口供而没有认定、不应当认定而最终被认定为非法口供的问题。此外,针对处于模糊地带的情形,大多数法院一般将此类情形认定为非法口供,但是认定理由的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基础并不相同,反映出过程公正与结果公正两者孰先孰后的激烈碰撞。第三部分是针对司法实务在认定非法口供时存在的代表性问题进行解读。该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章节之一,是规范文本与司法实践的结合,是以前述两章为基础进行的深入探讨。根据典型案例中的法院处理非法口供争议的裁判理由来展开分析,一方面能够从中清晰发现法院在处理口供合法性问题时普遍存在以真实性为主导的印证证明规则的身影,基本上是以口供能否得到在案证据的印证而决定审前口供合法与否的问题,人权保障并非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反而是发现实体真实、防范冤假错案的“附加值”;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也表明了规范与实践之间存在相分离的问题,这既有规范文本自身的问题,如非法口供范围不明、范围狭窄的问题,也有人为机械适法以及法官释法能力不足的问题,从而导致非法口供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较为混乱,出现了司法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所反映出的这些问题亟需理论深入研究以及规范的科学完善,同时司法实践中的有益成果也应当及时总结上升为可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以此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对非法口供的认定。第四部分是基于实证研究的反馈,通过比较法的视野,积极借鉴域外有关成功经验,提出符合我国当前司法实践所需的非法口供范围的完善路径。首先应当明确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是以人权保障作为价值基础的,非法口供的认定不以口供内容真实为必要,只以取供方法是否侵犯人权、违背被取供对象的真实意愿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将引诱、欺骗取供纳入非法口供范围。与此同时,避免与法理相悖,只要先前的非法取供方法的消极影响没有被有效“涤除”干净,后续的重复性供述基于法理都应当认定为前述非法口供的延续,应当认定为非法口供予以排除适用。此外,从更长远的发展来看,违反法定讯问程序获取的口供应当认定为非法口供。这是我国非法口供范围的未来发展方向,这是程序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司法保障人权的使然,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审前讯问环境急需如此。这也符合域外国家在证明自白(口供)是否源于强迫的普遍做法。目前出于现实国情的考量,可采取过度策略,先明确将几种违反法定讯问程序获取的口供认定为非法口供,从而以区别程序轻微违法以及导致的“打击面”过宽的不利后果,以程序公正促进实体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