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的大背景下,1957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为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即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由中国人民大学黄安淼教授和原贵州省宗教事务局宗教处副处长仇复荣先生等前往巫脚交村落进行了调查和访问,写下了《一个苗寨——贵州台江县巫脚交村的经济发展状况》一书。这对于研究当时巫脚交村落的历史与社会具有较大意义。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黄安淼教授和仇复荣先生所到调查过的村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带着这样的问题,本文在查阅大量有关五六十年代调查文献基础之上,重访巫脚交苗族传统村落,对六十年后巫脚交村落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力图通过今昔对比,呈现出村落的经济社会变迁。巫脚交是一个三大家族聚居的苗族村落。上世纪五十年代黄安淼教授和仇复荣先生对巫脚交进行了田野调查,当时,黄安淼教授和仇复荣先生调查的重点为巫脚交苗族的族源迁徙及经济生活,其目的主要是理清族源族系,为民族识别工作做准备。所以在族群关系与风俗习惯等方面涉及较少。本研究则以黄安淼教授和仇复荣先生的调查为基础,再以相关资料为补充,就巫脚交村落苗族的社会生活、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进一步深入调查。调查发现,巫脚交村落的整体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比如村落的空间布局、居住建筑、物质生活水平和消费结构等等。在这巨大的变迁中暂时性的出现了人际关系内卷化、族群认同双重性和传统文化传承面临危机等问题。这些可视为民族自我选择、自我调适、自我创造的结果。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为了应对各种挑战、适应发展,创造更好的生活,传统村落必须要对自身文化进行调适,重建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和机制。总而言之,不管村落未来发展将去往何方,村民们对于家园的文化记忆,成为维系村落凝聚力的核心所在。村落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反哺,反而加深了村民们对于村落的乡愁情感;其次,由于近年来国家政策、乡村精英等各个方面力量的推动,村民们越来越认识到自身拥有独特文化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地方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诉求;再次,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背景下,人们开始追求自然清新、环境优美、生活宜居的田园生活,这将加速改变村落发展相对“边缘”的地位,让村落退掉历史中“落后”“贫穷”的标签;最后,传统村落若要实现乡村振兴,除了外围多方力量的帮助外,还得依靠自身的文化自觉,即民族文化主体面对乡村振兴的自我发展意识和精神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