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并把提高人民收入作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时代目标的重要内容。劳动收入份额衡量了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所占比重，是经济发展成果中劳动者所分享的部分，然而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却与经济发展并不同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深入探究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原因，让劳动者共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对于实现新时代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税收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随着特朗普税改的落地及全球减税浪潮的到来，作为第二大税种的企业所得税，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首先，本文在理论上探讨了企业所得税税率变动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整体影响，之后结合企业个体、行业和所处地区特征进行异质性分析，提出5个假说。假说1：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使得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税率上升使得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假说2：企业所得税税率变动对规模较小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大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假说3：企业所得税税率变动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中可能存在差异。假说4：企业所得税税率变动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处于不同金融发展深度地区的企业中可能存在差异。假说5：企业所得税税率变动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处于不同制度环境地区的企业中可能存在差异。
　　在实证部分，本文利用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来识别因果关系，建立双重差分模型，通过2003-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整体来看，企业所得税改革后，税率下降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而税率上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可能是因为税率渐次上升起到了缓解效果。第二，在渠道机制上，企业技术创新是所得税税率变动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渠道，资本深化是所得税税率变动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渠道。第三，动态地看，企业所得税改革后，税率下降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作用持续时间较长，从2008年至2011期间一直具有显著影响。第四，从企业个体层面，税率下降仅对规模较小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起到降低作用，对规模较大企业未起到显著影响。说明规模较小企业的税收敏感度更高。第五，在行业层面，税率下降仅对非制造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起到降低作用，对制造业企业未起到显著影响。第六，在地区层面，税率下降仅对处于较低金融发展深度地区和较差制度环境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起到降低作用，对处于较高金融发展深度地区和较好制度环境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未有显著影响。
　　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是：首先，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加强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降低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使资本和技术互补性更强，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其次，加强政府的政策导向。对较小规模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针对性给予人才政策倾斜，比如注重人才培养、提供培训平台、完善人才引进政策，提高劳动力质量。此外，加强地区制度基础建设、完善金融市场环境，弱化所得税下降的负面影响。最后，做好再分配调节手段。一是要提供公共服务，如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和提供就业机会，使劳动者获得更多的税收受益，调节国民收入在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二是要加强个人所得税税收调节力度，如完善累进所得税的调节机制，引入劳动所得税税收抵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