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圣经批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其研究突破宗教的传统维度,在历史和文学的向度获得深入发展,大量的新近文艺批评方法被圣经研究所采纳,圣经的社会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在最近二、三十年取得丰硕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即出现于1970和1980年代解放神学、政治和唯物主义释经浪潮的余波中,并逐渐向文学理论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发展。澳大利亚学者罗兰·玻尔(Roland Boer)的马克思主义圣经解读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对于圣经研究的贡献,其兼采众家之长,运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进行圣经解读,将文学理论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结合起来,使圣经研究从孤立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将文学批评置于一个更为宽广的语境中,实现了文学理论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双向互动。本文重点分析了罗兰·玻尔对旧约圣经《路得记》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等结合起来,从家族渊源、性别和阶级的角度分析《呼啸山庄》和理查德森(Samuel Richardson)的小说。罗兰·玻尔借用了这种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同女性主义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女性主义方法,解读《路得记》,关注阶级和性别主导的生产模式转变在文本间所产生的矛盾与张力。作为一个同以色列有世仇的摩押女子,路得外邦人的身份被反复地提及。罗兰·玻尔注意到,尽管她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自己对上帝的忠诚(1：16-17),但在以色列,她仍旧被视为一个外邦人。路得的性别也决定了她最终要成为被剥削的对象,虽然她能够同时满足生育和生产的需要,却不能成为所生的孩子俄备得的母亲。玻尔指出,在以色列整个的社会体系中,她处于最下层,却偏偏对以利米勒家族的财产构成了威胁,为了解决这种威胁,她的婆婆拿俄米和远房亲戚波阿斯,以及整个以色列群体结成了一个深层次的联盟,这个联盟不仅是基于血缘的关系,更是一种直接的经济交换。为了掩盖这种经济交换,玻尔认为,《路得记》的文本将路得设定为整个叙述的中心,以达到掩盖文本中存在着阶级和性别压迫的目的,并最终消除了路得在场的痕迹,以色列人也得以建立一个清晰明确的社会界限。总而言之,运用伊格尔顿的性别、阶级和家族渊源的观念,玻尔认为《路得记》文本是为继承权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解决方法。这潜移默化中导致了以色列人成为统治阶级,而路得的外邦人身份、性别、阶级地位却是在为她的配合与消隐做着贡献。换而言之,玻尔指出,《路得记》正是通过使路得成为整个故事的叙述主角,达到将女性在文本中的在场痕迹抹去的目的。罗兰·玻尔对《路得记》的马克思主义圣经解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将对文本的具体解读和对整个社会状况的考察结合起来,不仅关注文本本身内容,而且将文本本身所涉及的社会状况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为《路得记》的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生发出新的内涵,同时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日益向文学理论和社会学两个方向分裂的不足,为圣经阐释开辟了新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