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习惯用“立宪—富强”范式来解释清末的立宪运动,这一表述符合近代立宪人的普遍情感,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文明冲突的背景下,人们如何进行立宪,对该问题,“立宪—富强”的解释力有限,因此有必要在“富强”话语之外,从文化角度去重新审视近代立宪人的思维和实践。张謇是近代士绅立宪派中的典型人物,他对立宪的理解是具体而丰富的,其立宪思想包含了实业、教育以及自治等多个要素,而他的国会认知是串联这些要素的重要线索。张謇的国会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张謇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对代议制度的想象空间有限,在变法思维的制约下,他提出了“议政院”和“府县议会”的设想;在第二阶段,东游日本的经历及日俄战争的爆发,使张謇的思维从变法转向了立宪,并主张以日本的帝国宪法为模板建立“有限国会”;在第三阶段,张謇积极响应清廷预备立宪的号召,在国民程度论的话语支配下,张謇曾试图通过普及教育及地方自治来达成立宪之条件,但在立宪实践中,张謇逐渐意识到国民程度论的逻辑错误,在民族危机的压力下,张謇选择从预备立宪转向“速开国会”,此外,地方自治的实践还让张謇的国家主义观念进一步强化,以责任内阁为核心的“法治国会”最终定型。张謇是一个坚定的儒家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实业政治家,儒家学说在张謇立宪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权观以及道器论为张謇提供了理解立宪的形式思维,而人治主义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张謇的立宪实践。用儒学理解立宪,是张謇勾连传统与现代不同文明的伟大尝试,但由于张謇对立宪的理解偏向社会的具体关系,因而其思维的学理性相对较弱,儒学宪政最终未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