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期,为实现国家经济文化合理布局以及适应当时国防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通过将沿海地区一些高等学校的专业、系迁至内地组建新校,或者将少数学校全部或部分迁至内地建校的方式,对高等学校的区域布局进行调整。高等学校内迁陕西便是其中的典型。高校迁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案制定、宣传动员、选址建校、人员和物资迁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迁校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基于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以及迁出地、陕西省、迁陕高校和迁校师生服从全国一盘棋的政治大局观,交通大学首批迁校、华东航空学院全迁陕西、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和西安动力学院在陕组建的任务均按期完成。当然,“服从大局”舆论氛围掩盖下迁校师生的思想疑虑、教职工的一些实际困难未能妥善解决、沿海与内地条件的巨大落差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迁陕的效果,尤其为交通大学的后续迁校工作埋下了隐患。随着国防形势的缓和以及国家政策方针的调整,迁陕高校面临一些新问题,包括西北工学院办学方向问题、西安动力学院停办问题、西安航空学院并校问题以及交通大学迁校讨论问题。前三所学校的问题均属国家政策变动引发的学校发展前途问题,而交通大学迁校讨论则是高校内部对迁校必要性的质疑。其中,交通大学迁校讨论备受关注,尤其是校务委员会一度作出“不迁校”和“回迁上海”的决议,直接影响迁校进退,引发其他内迁单位的波动,并可能影响高等教育布局和国家建设大局。面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周恩来亲自出面主持召开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迁校专题会议,提出“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的总原则。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交通大学重新讨论迁校问题。经过新一轮的迁校讨论,交通大学最终形成“分设两地、统一领导”的迁校新方案。以交通大学迁校新方案为基础,国务院和高教部对陕西、上海两地工业院校进行了重新部署。中国共产党解决迁校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以实现国家经济文化均衡发展为基础,统筹兼顾各方的利益。从具体方法上来看,采取了民主讨论和集中决策相结合的方式。高校迁陕的影响是深远的。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内迁陕西,对国家的经济、文化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领和带动了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为国家推进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和技术支撑。同时,西迁群体在迁校和扎根西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西迁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升华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当然,受时代和体制的影响,高校迁陕过程中也存在行政命令、忽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短期内给迁陕高校的安定团结和学科发展带来困难等局限性。总之,高校迁陕是中共中央试图通过国家行政手段促使高等教育与内地经济、工业等方面相融合,进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逐步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部署。高校迁陕决策、实施、争论及调整的历史过程,一方面反映了国内外形势等政治大环境变化下高等教育的被动与因应,另一方面呈现出国家、地方政府、迁陕高校及迁校师生等各方力量在其间的互动与博弈。从最终的调整结果来看,在确保实现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意图的基础上,统筹兼顾了地方、高校和迁校师生的实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