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迄今为止的半个多世纪中，曹禺研究的中外学者们和其他各界人士发表了难以数计的文章，出版了大量论著。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曹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思想艺术、资料史实、舞台实践等多个方面。触及问题之多，涉及方面之广，探究层次之深，都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难以相比的。但是纵观各类研究成果，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对曹禺戏剧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的文章尚未出现，这是本篇论文的意图所在本论文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依据的是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以女权主义立场和态度重新解读和审视以往几千年的传统男权文化，着重批判文学创作中男权观念表现出来的传统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本文试图建立一种研究范畴，即以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这四部戏剧为蓝本对传统男权中心文化和文学观进行一种具有女性立场的批判，由此生发出对由来已久的由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形成的特定的人物形象、故事主题等进行挖掘、梳理和重新审视和评价，为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线索。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贞洁、善良、美丽、温柔等是理想和完美的女性形象所具有的特征。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乖张、虚伪、强蛮、贪图私利且神经质的疯妇形象。这些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特征，一方面是男权作家凭借其性别意识在文学这种父权意识的文化产物中再现着现实世界的性别政治；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长久地存在于人类的历史传承中，使之逐渐成为人类的常规文化心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观念。曹禺在他的剧本里也塑造了这样两类女性形象：天使四凤和疯妇繁漪。天使是无私美丽的传统女性特征的代表，体现了男性审美理想，是为了男性牺牲而存在的。疯妇表达了男性对某些女性气质的厌恶和恐惧，也表现出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力。曹禺被女性主义批评家发现其进步的女性主义思想之处在于，他对繁漪形象的肯定态度。另外他所塑造的妓女陈白露也具有前卫性，她自觉走入妓女行列，并在其中感到了自由，从而颠覆了传统诱奸故事程式里女性自我迷失类型。但毋庸置疑，曹禺由于其自身的条件及社会发展的制约，他的女性主义思想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这一点，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曹禺作为一位人类苦难的歌者，在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四大杰作中，注<WP=3>入了全部情感的特殊生命体验，强烈地体现了创作主体对女性生存价值的关注，力求揭示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他将悲剧的根紧紧扎进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土壤，对传统家族文化和畸形都市文明给予了决绝的批判，从最根本的生命价值层面启迪人生，具有了深刻的现代文化意蕴。首先，曹禺通过对家庭至上文化的批判，揭示父权制对女性的戕害。其次，曹禺对男尊女卑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的颠覆。再次，曹禺对封建卖淫制度进行了彻底批判。最后，曹禺对畸形的两性关系进行批判的同时，从另一角度肯定男女两性间的爱情。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在其创作实践中养成并表现在他的作品中的，是作家个人的独特的世界观、艺术观、审美趣味、艺术才能及气质禀赋等因素综合而成的。首先，从曹禺的童年经历看，他是一个对悲剧事件特别敏感的人，而他所经历的悲剧事件也总是与女性有关。其次，从曹禺的演剧经历看，曹禺对女性精神世界、性格特征、行为举止等，都有着极为细腻的切身体验和真实把握。而他自身的婚恋经历对他女性主义思想影响最大。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对曹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曹禺本身的个体性别与女性主义发展现状又制约着他对女性命运的看法，使得他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曹禺对女性命运的同情使他自觉开始探索女性的出路。在他的作品里，他努力塑造那些具有女性自主意识的人物，对她们的觉醒与行动给予鼓励。在曹禺的作品里，对女性本能欲望的肯定，是曹禺女性主义思想最突出的地方。另外，他对男权社会中出现的女性“异化”现象的剖析也是曹禺的一个贡献。作为深受奥尼尔戏剧影响的剧作家，曹禺的剧本里隐隐约约地呈现出“天边外”的主题。女主人公所生活的环境作为真实世界，是“天边内”，这个世界是压抑的，她们唯有冲破真实世界的桎梏，走向天边外的世界，才能摆脱这种厄运。曹禺为他的女主人公们安排了三种结局：无法摆脱的内疚――疯癫、绝望的选择――死亡，冲破空间桎梏――出走。总之，曹禺在创作中努力表现对女性的关注和同情。在其作品里，他不仅写出了封建制度和礼教以及男权意识给妇女造成的深重苦难，同时也对女性的悲惨命运进行了追根溯源，表现出作家的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心。但曹禺本身的个体性别制约了他对女性的看法。创作主体在创作中的一切因素必然要受到作者意识的支配，即使是借文本表现的女性言说也可能是代作者立言，是作者借助叙述手段有意为之的理性化的立场表达。而隐藏其后的男性叙述者的讲述，才是更为自然的存在。这就使曹禺的女性主义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