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业利率市场自1996年起,经过萌芽期、发展期、攻坚期,历经20多年改革,最终步入现在的存贷款利率全面开放时期。自2012年起经过近4年的改革步伐,2015年10月央行彻底放开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上下限,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加剧市场竞争,存贷利差进一步压缩,冲击银行传统存贷利息业务。同时面对大资管时代的来临,经济流通性加快,金融脱媒化现象明显,资本监管力度进一步加深,新生互联网金融加剧行业内部竞争。净利差作为银行对外部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新生业态竞争的直接反应结果,对银行利息业务和非利息业务结构的重新布局带来了深刻影响。然而利率市场化改革通常伴有一定的阵痛且这一过程充满风险。由于利率逐步市场化,银行系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不确定性,行业内竞争加剧,各大银行为了进一步争抢市场将不断调整利率,银行或将承担更多风险,还可能激发部分处于竞争劣势的银行直接从事冒进高风险利息业务来维持生存,最终引发过度竞争,使得整个银行体系发生亏损、崩坏。在发达国家,为了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减缓利率市场改革冲击,存款保险制度成为有效的应对手段。2015年5月,我国《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出台,《条例》设定的存款保险赔付的50万元上限标志着我国正式从“隐性全额担保制度”过渡到“显性存款保险担保制”,银行破产成为可能。该《条例》通过对境内设立的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类金融机构采取强制性投保要求和“基准费率+浮动费率”的差异化费率标准约束银行在加剧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过度从事高风险利息业务行为,转而实施稳健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利率市场化改革加深,存款保险制度约束,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保险两大政策措施出台,对我国非利息收入业务的发展将带来如何的影响?国内外的金融形势严峻,大力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成为银行业应对当前现实情况的重要举措,然而非利息收入业务是否有助于改善银行综合经营绩效以及与银行的综合经营绩效究竟呈现何种关联等问题,都值得深思探讨。本文将依据实证研究分别探寻存款保险制度、净利差对非利息收入的影响,以及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综合绩效的影响。本文两次实证均采用了全样本回归和分组样本回归方式,增强文章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基于34家商业银行2010年-2018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存款保险制度、净利差对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影响:(1)银行净利差与银行非利息收入呈现非单调U型关联。具体而言:1)净利差的绝对数值较小时,银行受有限资源限制,当净利差扩大,银行会将当前资源全部投入发展利息业务,缺乏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的动力,此时非利息收入会呈现反向变动的趋势,银行盈利模式转型受到抑制;当净利差缩小,银行会实现利息业务与非利息业务的交叉补贴效应,从而实现对非利息收入的促进。2)净利差的绝对数值较大后,即当净利差值越过极值点后,银行净利差与非利息收入呈现交叉协同效应,即净利差对银行的盈利模式转型起促进作用。目前样本期内银行的净利差处于U型曲线的左端,即当净利差缩小时,非利息收入会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同时,相较于非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具有更早实现净利差与非利息收入交互协同的优势。(2)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非利息收入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非国有银行受政策影响的效果大于国有银行,后者依靠一定的规模效应和均衡的业务结构具有更高的稳定性,股份制银行受政策的影响效应大于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3)在存款保险制度和净利差的共同作用下,存款保险制度对降低净利差对非利息收入负面影响的作用在国有银行中更明显,即应对市场的变动国有银行相比非国有银行将更加稳健。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对银行综合经营绩效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与银行综合经营绩效整体上呈现显著正向作用,此结论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的适用性更高。国有银行由于面临更加严苛的监管约束、经营边际成本逐步上升、隐性非利息收入成本上升等负向作用影响,同时受到自身规模、已有客户资源优势保护,使得最终的综合效应导致国有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对银行综合经营绩效起到了不显著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