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警罪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确立回应了现实需求,暴力袭警行为的发生既有行为人方面的原因,如法制意识淡薄,也有警方执法规范、执法艺术等因素的加持。袭警罪名经历从无到有的三阶段,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落地生根,其正当性可以从“报复论”“预防论”“忠诚论”等视角寻得,袭警罪名单设既是大势所趋的结果,也具有充分的正当性根基。但设立只是开始,适用才是关键,袭警罪的适用需要从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准确解读,才能准确、生动应用于实践。在袭警罪的客观方面,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人民警察三个概念需要下拆详解:其一,“暴力袭击”的暴力需要满足强制性、有形性、现实性,排除以威胁方式成立袭警罪的可能,并扩大解释袭击至所有有意识的攻击;其二,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理解时,“正在”不仅指执行职务过程,还应包括有紧密联系的准备行为和善后行为,而“职务”行为应具有国家代表性,合法性问题则应由人民法院判断;其三,人民警察不仅包含正式在编警务人员,还应有条件地包含辅警,但不能涵盖警察亲属。在袭警犯罪的主观认定方面,执法相对人错认警察身份的情况,原则上阻却故意成立,进而排除袭警罪成立;对于主观错认警察公务活动不合法的,需要区分基础事实和法律评价,单纯的法律评价不影响袭警故意成立,基础事实的错认能够阻碍袭警罪成立则还需要进一步判断可避免性:可以避免的阻碍袭警罪成立,但是可以从轻量刑,无法避免的认识错误则不能成立袭警罪。最后,袭警罪准确适用还需要厘清罪与非罪以及罪间界限:第一,袭警罪虽认定为抽象危险犯,但仍应满足但书要求,将应当以及可以不以犯罪论处的行为排除在外,保持刑法谦抑性;第二,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属于法条竞合关系,袭警罪作为特别条款应优先适用,并注意刑法溯及力问题;第三,袭警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之间属于想象竞合犯,重合范围应择一重罪从重处罚,以彰显国家法治权威和打击袭警犯罪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