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委托代理问题的主要表现即是公司高管薪酬和业绩之间的相互关系。传统的代理理论认为,对高管进行有效的激励,能够有效解决股东与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作为企业所有者的股东,其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最大化；而作为代理经营者的高层管理人员,除了按照股东的意愿对公司进行运营管理之外,还追求高额的薪金报酬和最大化的个人效用。两者之间目标函数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所做出的决策和行为的不一致。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和上市公司的实际治理情况,本文试图从公司绩效、管理层权力和政府管制等角度实证分析其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然后再实证分析高管薪酬激励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本文选择2007—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及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委托代理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出发,运用统计学和经济学相关工具和方法,研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的现状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设计与完善提供实证的经验证据及可靠的建议。本文的主要内容及逻辑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现状出发,提出薪酬激励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界定本文的研究前提和相关概念,并对研究方法和文章内容进行阐述。第二部分为文献述评。分别从公司绩效、管理层权力和政府管制等角度对国内外高管薪酬激励研究文献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成果进行阐述；然后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代理成本的研究文献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成果进行述评。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在现有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并界定本文的研究变量,运用线性最小二乘法(OLS)构建出高管薪酬影响因素及其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模型。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首先分析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高管薪酬激励现状,然后运用实证模型对参数进行估计,得出相关回归结果,最后对模型的稳健性和结果的可靠性进行检验。第五部分为对策建议。根据本文得出的实证结论,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设计与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第六部分为结论,概括全文的主要观点,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存在以下特点：(1)不同行业中的高管薪酬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2)高管薪酬个体差异较大。(3)高管总体持股数量较少且行业差异显著。通过实证分析公司绩效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发现：(1)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当年及上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现金回收率正相关,这说明基于会计收益率指标的公司绩效对高管薪酬具有正影响,意味着上市公司高管仍然希望通过提高公司绩效来获取高额的薪金报酬。(2)高管薪酬与当年及上年的股票收益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3)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说明上市公司规模越大,该公司高管人员手中控制的资源就越多,更容易达成更高的公司绩效,从而获取高额的薪酬回报；(4)高管薪酬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说明上市公司所采用的财务杠杆越高,公司的经营风险就越大,且作为高管的股东的剩余权益索取权就越少,因此高管获取的薪酬回报相对较少。通过实证分析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发现：(1)高管持股比例越大,出于白利的目的,其在做出公司重要决策时会更倾向于采取有利于自身的行动,这导致了高管持股比例对高管薪酬呈正相影响。(2)总经理在位的任职期限越长,由此获得的“任期报酬”的增加也会导致其年度报酬的增加。(3)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会导致高管薪酬的增加,说明高管权力的增大的确会导致其利用职权之便为白己谋取高额的薪酬水平和额外的隐形消费。(4)董事会的独立性能有效监督高管行为,独立董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管理层权力,能限制异常高管薪酬的出现。(5)实际薪酬和超额薪酬均与股权制衡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同样证明了管理层权力的增大对高管获取高额薪酬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政府管制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发现：(1)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在利用管理层权力影响自身薪酬的制定时更易受到政府的行政管制和政策干预。(2)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对自身薪酬水平进行操作的空间更大,更能对自身薪酬制度的决定产生较大影响。通过分析高管薪酬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结果发现：(1)管理费用率与实际薪酬和超额薪酬呈显著正相关,与净资产收益率、公司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呈显著负相关。(2)资产周转率与实际薪酬和超额薪酬呈显著负相关,与净资产收益率和公司规模呈显著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呈显著负相关。按照薪酬水平进行分组检验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并未达到降低代理成本的预期效果,高管薪酬的增加反而带动了代理成本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