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区域冲突与对抗不断,整个国际社会都面临着来自公共卫生、环境治理、人权保护、经济衰退等多个领域的挑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一套能反映当前现状,且能满足国际法社会发展需求的正义规范。这套国际法律规范不仅要能够避免国家权力斗争场景的出现,而且要能在制度框架下提升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并且能推进彼此在文化观念上的互相理解与融合,最终实现国际社会的长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然而,国际法整体而言仍属于较为薄弱的规范体系,法律的遵守主要依靠国家的允诺与自觉,而国家违反国际法的代价也十分低廉,尤其对那些掌握着国际法话语权的超级大国而言更是如此。从理论上看,现行国际法缺乏平等对待所有国际法主体的正义价值观,难以指引构建正义的国际法规则体系。从实践层面来看,提升国际法约束国家行为的正义性,促进国际法推动国际关系的公正化运行,不仅有助于国际社会秩序的和平稳定,而且也有利于提升国际法自身的价值体系。创建并维护一个正义的国际社会秩序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功能,但纵观国际法的发展进程,其在各个时期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与这个目标在某种程度上的偏离。国际法在应对实践中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分歧时,常常表现得差强人意甚至有时连最基本的定分止争都很难实现。究其根源不难发现,国际法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很少讨论或有意回避探讨造成这些立场或观念对峙背后的正义价值。在全球性危机和挑战与日俱增的今天,国际法在约束像军事打击、外交实践这些最为基本的国家行为时,仍然因为存在着各种局限而无法实现对正义价值的维护。正义战争概念的演化和分歧,军事打击的范围和目标界定模糊,以及随着人道主义和保护的责任等原则对主权原则的挑战,使得国际法在规制国家非正义军事行为方面表现得力不从心。面对国际关系实践中,一些实力大国在自由民主和保护人权这些问题适用上的双重标准,无论是现行的自然国际法还是实证国际法都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一困境。国际法中司法和执行机制的分散性,同样造成了许多国际制度都仅仅是国际事务中的伦理或行为准则,而难以在实践中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从管辖、裁判到执行,整个国际司法的运行机制中同样存在着不成体系性的问题,阻碍着国际法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功能。由此可见,无论是实质上还是形式上,国际法在维护正义价值、实现正义功能方面,至今依然存在着诸多的局限与阻碍。从理论层面而言,现行国际法理论在正义认知和理解方面存在着偏差,并且其中非西方正义价值理论的不足,也进一步地导致了国际法中缺乏与实践互动的正义理论。西方法哲学是影响国际法理论形成的规则外因素,对国际法实现正义功能问题的探究有着重要意义。自然法学派常常将法律与人的理性联系在一起,但该学派有关自然法自身的概念、自然法与正义的关系,长久以来都无统一的界定,进而导致了国际法中正义原则的模糊性,如善意原则（good faith）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实证法学派将法律与道德完全割裂开来的做法,在提高国家主权地位的同时,也降低了国际法在强调正义价值与实现正义功能方面的作用。除了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女权主义法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法学派对国际法的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女性主义法学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在对法律进行观察和解释的视角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关于法律消亡的语言,也被西方法哲学界认为是缺乏经验性的。因此,这两个学派在对国际法正义价值的理解与认知中,都具有一定的偏颇与不切实际。从实践层面而言,大国政治始终制约着国际法运行过程中的正义功能实现。不可否认的是,大国政治作为一种以权力为基础和导向的国际秩序,在当前世界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客观现实性,但也对当今的世界格局造成了负面影响。国际法在国家权力的角逐中被工具化,为实力大国代言。作为一种初级的法律体系,国际法的实施机制和司法体系都不发达,很多国际制度都没有配备相应的司法和执行程序予以保障。面对国家不遵守国际法的行为,尽管也出现过联合国安理会采取集体行动的实践,但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常常会导致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权毫无用武之地。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国家间彼此的安全利益也可能互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而这些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也往往表现为在正义价值上的差异,进而导致国家在国际法规则的设立过程中难以达成共识,国际法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实现正义价值这一目标相偏离。纵观国际法的整个发展史,几乎每一时期都存在着大国利用国际法去维护本国利益的情形。无论是“一战”前相继崛起的欧洲诸国,还是在“二战”后称霸世界的美国,这些大国在其崛起的进程中,都曾借助过国际法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国家对权力的渴望,使其将国际法的服务目的解读成是为国家攫取利益。国家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国际关系中唯一的行事标准,突出了国际关系中国家对自身利益优先的主张,进而忽视了国际法中的正义价值实现。国家利益优先将会进一步削弱国际法的正义功能,降低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道德感。国家应该考虑自身行为对人类整体的可预见后果,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对自身利益的优先追求上。与此同时,单一的国际治理模式和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之主导,同样致使国际法在国际治理格局中面临着正义危机。全球化进程是现代经济和现代化社会运行的必然产物,也是当代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特征。全球化视角对世界政治格局的研究提出了新思路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世界文化和发展路径的多元化是不可争辩的客观事实,应对不同的问题应该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多元的世界需要多元的正义制度予以应对,治理世界的合理模式也不应该只有一种,而应该是包含单边、双边和多边在内的多层级、多元化的治理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构建全球性正义制度,并保障正义制度在国际社会的运行中得到完好实施。此外,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同样制约着正义的国际法规范之形成。虽然西方文明曾大放异彩,也在推动人类文明进程中做出过卓越贡献,西方许多国家也在这套文明的指引下,在军事和科技等领域都位居世界的领先地位;然而,西方也只是世界中的一隅并非世界中心,西方的政治体系和价值文明也不能代表人类的共同诉求。因而,在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设立起的国际法律体系就难免无法形成正义的制度规范。正义内涵复杂且丰富,正义理念深受文化传统与个人主观意念所影响,进而表现为在类型上的多样性与在时代中的演变性。在文化多元的现实社会中,企图追求构建一种普世性的正义衡量标准,无论是论证之初的经验唯心色调,还是整个论证过程都建立在理想化的假设中,这种一定程度上与客观现实脱离的正义理念,致使其无法在现实社会中有效的发挥正义作用。国际法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它为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值得长期追求的理性模式,也在于它能在实践中指引各国从事正确的行为。推进国际法正义功能实现的关键是要厘清国际法应该追求和维护怎样的正义价值。囿于正义内涵的复杂性,我们无法单纯地给正义下一个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正义的几个关键性要素着手,为判断某件事或某项行为是否正义提出衡量标尺。首先,正义的核心要素应为承认正义价值多元和保障各个正义理论之间的地位平等。其次,正义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国际关系中各国互相伤害的最小化和相互利益的最大化。最后,衡量正义与否的重要标尺是遵循个案原则,要综合全面地考虑事件中的各种情形和因素。国际法的功能和价值,不仅仅在于其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值得长期追求的理性模式,也在于其在现实中能够指引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加正义和文明的方向发展。解决国际法正义功能困境的有效路径,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予以应对。在理论层面上,需要构建东西方文明相结合的正义理念,进而指导构建能够平等地体现多元主体不同需求的国际法规则,有助于为世界提供多层级、多维度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理念。在实践层面上,要积极推动国际关系的法治化发展进程,要主要通过国际法而不是国际政治的方式来规制大国霸权和达成国家之间的合作。此外,还有必要构建多元正义理念指引下的国际法实施机制,要保障国际法不仅能够体现国际社会中的正义价值,以及裁判国际行为体行为的正义性;而且还能够保证国际法能够在实践中切实地推进正义的行为、实现正义的价值,进而使整个世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道德有序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