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调控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权力寻租”，由此促生了公共权利执行者的腐败行为。具体的政府部门或公务人员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寻租要求实质上是一种占利需要，体现的是公共权力的虚拟资本属性。公共权力是社会基于协作要求而形成的契约选择，并通过制度、法律以及暴力强制实现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控制。公共权力一旦建立，对特定的社会而言就成为异化的既存事实，它一方面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实现统治阶级最基础的经济功能；另一方面，它又由于对一定资源的支配而使本身成为一种资源，从而具有泛化意义上的虚拟资本属性，并在自身的执行过程中衍生了占利的动机和要求。市场投资者为了取得更多的平均利润，在已有的竞争条件下，不得不寻求公共权力的介入，以取得个人的竞争优势，由此形成集体决策矛盾，也就是说市场投资者在取得扩大投资的可能性后必须付出相应代价，并且这个代价预期能够被接受。假设公共权力执行者坚持“经济人”行为，则公共权力占利将导致市场非效率，即不仅使一般市场投资者效率降低，而且事实上使要求公共权力介入的市场投资者本身的效率降低，使政府在配置宏观资源时无法达到最优化。因此，公共权力占利现象应该被限制和防止。公共权力占利并非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缺失，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础性矛盾，因此道德约束和法律威慑的预期效果会降低。抑制腐败的更有效途径是从“经济人”角度合理满足政府官员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市场经济规范的成分比重上升使得寻租者行为空间缩小，而一定程度上增加满足政府官员的精神和物质需求，使得寻租者在面临权力寻租行为时有更大的机会成本。除此之外，应该加强传统道德教育，进一步扩大市场经济的作用，完善市场机制，完善各项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