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对认知能力的研究主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展开。作为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认知能力在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中被认为是不易测量的。因此,在大量实证研究中,教育往往被简单地认为是个体潜在能力的良好代理变量。这种做法虽然便捷,却存在明显的不足。在现实社会中,即使受教育年限或学历相同,能力也有可能相差很大。能力比受教育程度能够更好地反映人与人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随着心理学的进步,语言能力、记忆能力、推理能力、决策能力、空间能力等维度的个体的认知能力,现在已经可以作出比较科学的测量。这也推动了传统“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理论朝着“以能力为核心”的新人力资本理论的方向发展。在新人力资本理论中,能力的概念又被进一步分为与智力因素相关的认知能力和与人格特征相关的非认知能力两个维度,本文专注于研究认知能力的形成及其经济影响。就认知能力而言,一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流体智力,主要表现为对关系的认识、机械记忆能力、各种推理能力等,是一种以生理为基础的认知能力,受先天遗传因素影响较大,具有随年龄增加而衰退的典型特点;另一类是晶体智力,主要指后天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与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受长期学习和经验的影响较大。因此,与流体智力相比,晶体智力往往不仅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相反,在人的一生中可以持续地发展。晶体智力概念的提出打破了智力到成年期即停止发展并开始衰退的传统观念,肯定了智力发展过程中的累积性特征。正是基于此,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在研究认知能力时格外重视个体后天晶体智力的培养,因为它对成人个体认知能力的提高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知识为基础、以脑力劳动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对人们的认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来加工、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认知能力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面对现实的要求,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众多学科都必须进一步加深对认知能力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基于中国数据研究认知能力的众多学者,大多把研究重点放在认知能力对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上,关注认知能力对教育、职业、收入和健康等主要社会经济地位结果的影响。对于认知能力形成及影响机制的研究虽然有但仍不充分,尤其缺乏对于老年人认知能力的相关研究。基于上述现实和理论背景,本文在生命周期的视角下展开,主要探究如下四个问题:第一,认知能力是什么、如何形成和测量、在个体生命周期中具有怎样的动态变化特点;第二,在生命周期早期,认知能力的形成受哪些因素影响,其中学前教育在城乡少儿认知能力差异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第三,在生命周期中期,认知能力对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具有怎样的影响,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第四,在生命周期晚期,认知能力能否解释当前存在的老年人消费不足的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本文发现:（1）认知能力具有明显年龄效应和弗林效应。从教育和经验中获得的晶体智力具有累积性特点,不会随年龄增长而降低;相反,它具有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的年龄效应。流体智力却不同,它具有随年龄增长而衰退的显著特征,只是具体到流体智力的不同方面,开始衰退的时间点或早或晚而已;由于生活和营养水平的提高,认知能力的世代效应具有比较明显的弗林效应,即晚出生年代人群的认知能力普遍高于早出生年代人群的认知能力。（2）认知能力在性别上具有结构性差异。晶体智力的男女差异在少儿时期表现为女强男弱,但随着年龄增长,将发生反转;在流体智力中,记忆力的男女差异不大,仅数列能力表现出了比较稳定的男强女弱模式。（3）认知能力具有明显城乡差异。无论晶体智力还是流体智力,都表现为非农户口者强于农业户口者的模式,并且这种差距在年龄较大的群组中表现得更加突出。针对第二个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1）在生命周期的早期,少儿认知能力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宏观环境、家庭、学校、个体特征和努力程度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学前教育经历对少儿未来的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少儿字词能力的影响,对数学能力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用接受学前教育的持续时间来度量学前教育经历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2）为了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同一社区、同一年龄其他少儿接受学前教育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得到的结论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此外,使用处理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PSM）两种方法来缓解自选择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得到的结论依然稳健。（3）异质性分析发现,学前教育经历对少儿认知能力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城乡差异和年级差异。女性少儿的学前教育回报率高于男性少儿;农村少儿的学前教育回报率高于城市少儿;由于学前教育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表现为初中生的学前教育经历回报率高于小学生。（4）采用Oaxaca-Blinder技术对城乡少儿认知能力差异进行分解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城乡少儿在学前教育经历上的差异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他们当前存在的认知能力差异;且少儿在学前教育机会上的差异只是认知能力差异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城乡学前教育回报率的不同。因此,要缩小城乡少儿的认知能力差距,就要从国民教育的起点——学前教育开始着手,不仅要增加农村学前教育的普及率,更要注重提高农村学前教育的质量,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针对第三个问题,本文基于经典Mincer方程,使用CFPS2016年和2018年数据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是:（1）认知能力对成人工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无论在总样本中,还是缩小样本范围、改变变量定义、替换模型后,回归结果都稳健。（2）不同类型的认知能力对成人工资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流体智力比晶体智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更大;在流体智力中,数列能力比记忆力的影响更大。为了考虑内生性问题,采用同一社区、同一年龄段其他人的平均认知能力作为个体认知能力的工具变量,2SLS估计结果显示无论综合认知能力还是认知能力的四项子指标,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3）对于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户籍类型、不同职业,认知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都具有显著的差异。其中,分位数回归表明,认知能力只对中高工资收入者有显著影响,且在这部分人群中,随着工资收入分位点增大,认知能力回归系数在变大;认知能力对高年龄段人群工资收入的影响更大;女性认知能力的工资收入回报率大于男性;农业户口劳动力的认知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回报率大于非农户口劳动力;认知能力对提高蓝领工资收入更敏感。（4）认知能力既可通过提高教育回报率间接地影响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可通过提高劳动者进入白领职业的可能性间接地影响工资收入。针对第四个问题,本文采用CFPS2016年和2018年的数据进行考察。结果发现:（1）控制家庭人均收入和一系列个体特征后,提高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不仅可以提升其消费水平,而且可以改善其消费结构。（2）认知能力对除居住支出外的其他“基本消费”支出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发展型消费”方面,老年人认知能力对被动发生的医疗支出没有显著作用,但对主动产生的保健支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此外,对文教娱乐支出的影响较大。这说明认知能力的提高对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等高层次消费可以产生有效的促进作用。（3）无论认知能力、晶体智力、流体智力等综合性指标,还是字词能力、数学能力、记忆力和数列能力等单项指标,对老年人的消费支出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4）认知能力对老年人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互联网中介作用;拥有代际支持的老年人更加容易跨越“数字鸿沟”,从而削弱认知能力不足对其消费支出的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涵义:一是从个体生命周期看,教育投资的时间应当提前,可以通过早期学前教育干预来解决日后出现的发展不平衡、收入不平等、消费不充分等问题;二是注重对个体认知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特别是在非学历教育上,政策应给予更多的支持;三是弱化老年人认知能力不足的不利影响,通过产品适老化改造、“数字反哺”和精准帮扶等措施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开发银发市场的内需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