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经济环境中,无论是消费者、投资者、生产厂商还是政府部门都无法完全地掌握与经济运行相关的所有信息,在经济活动过程之中必然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各种不确定事件。这种信息的不完全导致传统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经济现象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为此Knight率先将不确定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对其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将不确定性区分成了风险和模糊性两个组成部分。其中风险指所有相关事件都具有唯一确定的概率分布的环境下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也称奈特不确定性,指某些事件具有不确定的或者难以观测的概率分布的环境下的不确定性。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客观概率不能充分地解释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出的个体差异,驱动决策行为的因素还应该包括主观价值,以及对不确定事件可能性的主观判断。随着Knight思想的发展与传播,近年来大量文献将奈特不确定性概念与传统投资理论相结合,对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进行重新定义,分析风险和模糊性与企业投资决策之间关系。受此启发,本文尝试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奈特不确定环境下的不可逆投资理论进行一定的拓展和检验。（1）将汇率不确定性区分成汇率风险和汇率模糊两个部分,分析汇率不确定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汇率模糊对FDI的边际作用方向取决于企业的模糊态度,而汇率风险对投资的边际作用方向取决于负向的风险直接效应及其通过模糊传导的间接效应之差。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汇率风险与FDI既正相关又负相关的矛盾关系。在此基础之上,就东道国货币的有效汇率不确定性对中国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符合理论模型的推断,且显示控制汇率模糊之后汇率风险对中国FDI具有负的效应,汇率风险与汇率模糊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交互效应。特别地,在汇率风险较大的时候,中国企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模糊偏好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现实经济环境中模糊性和模糊态度对投资行为存在影响。（2）将奈特不确定性概念、非完备市场假设与实物期权投资理论相结合,分析金融市场模糊性如何影响投资者的风险资产持有策略和不可逆投资决策。结果显示投资者的最优风险资产持有策略包含短期策略、长期策略和对冲策略。前两者构成市场策略,是为了在金融市场中获利,后者是为了对冲不可逆投资风险。对冲策略和与之相关的不可逆投资决策受到参数不确定模糊的影响,但是不受κ-ignorance模糊的影响;短期策略同时受到两种模糊的影响;而长期策略对两种模糊都不受影响。这表明考虑跨市场模糊因素和区分模糊性来源是必要的。另外,投资者的最优投资决策介于极端模糊厌恶与极端模糊偏好两种极端状况之间,这表明考虑投资者的模糊态度差异是必要的,不能简单地用悲观情绪来解释市场停滞现象。（3）将企业的资本结构、动态破产程序引入实物期权投资模型,分析债权市场的模糊性如何影响企业债权价值的估计,进而影响企业管理者的不可逆投资决策。结果显示低杠杆企业倾向于出售资产并偿还债务,而高杠杆企业倾向于申请破产,具有债务违约风险。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的企业管理者忽视了债权人的利益,导致高杠杆企业存在过度投资问题。模糊性会干扰潜在债权人对企业退出决策的判断,造成部分低杠杆企业因模糊溢价而承担不必要的债权融资成本,进而推迟投资。另外,债权人的悲观情绪可以改善高杠杆企业的过度投资现象,但是会进一步扭曲被错误识别的低杠杆企业的投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