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并呈现出日益加深的趋势。中国经济发展迎来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背景下,依靠传统模式,尤其是诸如税收优惠等模式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局面难以为继,急需推动政策洼地向创新高地的转型,而这一过程必然涉及体制机制创新,凸显塑造营商环境这一软环境的重要价值。积极把握国际国内发展的新形势,培育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对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改革红利、企业家红利,繁荣产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营商环境至关重要,这不仅体现在国际比较和宏观经济运行方面,还体现在城市、区域和产业方面,更体现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和行为方面,已成为有为政府实现由“能治”向“善治”、“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聚焦营商环境,从城市层面的营商改革、金融发展、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产权保护四个维度出发,考察营商环境对企业家和企业的影响。四个维度以产权保护为基础,相互联系,概括了营商环境的主要内容,并从不同视角刻画了中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过程,对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活动和行为带来重要影响。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市场活则企业活,积极培育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优化企业家活动配置,培育和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具有重大意义。具体而言,设立行政审批中心这一典型的营商改革可以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且这一效果有助于优化企业家活动配置,使企业家更有条件专注于企业内部治理。金融发展,尤其是以设立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金融供给,改善了企业发展的金融环境和企业家“为融资而奔波”的局面,使企业家更专注于企业内部治理,从而优化了企业家活动配置。以城市主政官员变更来表示的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地减少企业家生产活动,且企业改制经历和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发挥了显著的调节效应,两者均使企业家生产活动呈现出“粘性”特征,降幅更小,但企业改制经历的调节效应存在于企业家间接生产活动当中,而企业家政治身份的调节效应则对企业家直接生产活动和净生产活动带来显著影响。产权保护会影响企业家预期和活动配置。更好的产权保护会影响企业家个体决策和企业内部治理,推动了企业内部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更好的产权保护可以缓解企业家和企业“为审批而公关”的现象,减轻了企业税费负担;更好的产权保护可以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促进企业融资结构的“正规化”。本文也考察了上述四个维度在企业特征、企业家特征以及城市特征等宏微观方面的异质性影响。本文聚焦中国营商环境,并从四个维度考察营商环境带来的微观影响,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采用数据以及政策启示等方面存在一定创新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深化营商配套改革,健全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对外开放格局、引导政商关系转型、构建区域性营商环境生态以及培育企业家核心力等方面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