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汪曾祺在新时期成功接续起中华文学横遭割断的气脉。本论文旨在透视他人格建构和文本创造上的中国传统特质，进而，为传统文学向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转化衔接提供作家个案的探索和支持。 论文主要采用历史还原法、比较法，将汪曾祺和他的小说还原到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并引入相应的中国传统理论学说予以界定评判。首先，从他的修身之路入手，省察汪曾祺“士人型”的人格构建。汪曾祺积理、炼识、纵游相融的养气功夫助他将先天之“才”与后天之“学”完美结合，接续起传统士人的修习路途。我认为，他是以“救世意识”为人格主导倾向的现代士人，主要表现在：一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三次与政治相交的热情和落空中；二是他小说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创作目的和涵容万物的悲悯情怀。 其次，他的小说具有和谐涵容的思想美。一是，表现为“怀乡”和“怀人”为基本创作母题。“故乡”是安顿他心灵的精神符码。“怀乡”主题负载着作家以民间视角体察故乡民生、风俗的人文关怀。故乡的“吃食”是连接作者民间意识和精英意识的文化意象。对于“怀人”母题，他表现了对人的职业、命运的关注。以我之见，关注人的职业是汪曾祺“救世意识”的独创视角，它使作家的关怀不再空泛肤浅。他关注人的命运的悲剧性、偶然性，体现了中国式的悲剧意识。他的记人风格承袭了古代“志人”小说尤其是“世说体”的思想风貌。二是，汪曾祺的小说创作追求“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和谐”体现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小说中的人物在自然中寻到心灵的宁静。人与人的倾心相交，体现了中国儒家的人伦和谐。作者借景抒情，表现出情景和谐。对于现实或心灵的“不谐”作家以悲悯情怀、幽默态度予以涵容，在文本表层形成“不谐而谐”的审美效果。我认为，“不谐而谐”包蕴的悲悯情怀、幽默态度是汪曾祺融合“救世意识”和“自救意识”的重要途径。 再次，汪曾祺小说具有臻于化境的传统技艺美。第一，他的小说具有随意流转的生活化结构。他巧用古代小说的“开头”和“结尾”方法，避免了小说对生活记录造成的杂散性、混乱性。第二，重神轻形的人物塑造艺术。他灵活运用“先声夺人”和“画家三染”法表现人物的“出场”。他选用“贴到人物”的人物语言。他的“白描”技法使人物神形毕现。第三，语言的文人化特征。他的语言具有文化性、流动性、暗示性。他接续起古代文人小说的语言取向。第四，体现在小说的“禅境的追寻”上，他运用造境、留白、直抵本性的语言等技艺传达出对文学的至高灵境——禅境的追寻。 他的“士人型”人格成功接续起古代“处士”以文字影响世人的传统。他小说的思想美和技艺美影响了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贯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