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是日本著名的评论家,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战后以中国为鉴,思考如何解决当前日本所面临的问题。他出生于日俄战争结束不久的时期,成长于日本动荡不安的年代。日本在取得日俄战争胜利之后,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像西方各国一样踏上帝国主义之路。且日本人开始对近邻东亚国家抱有优越感并蔑视他们。竹内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度过的。他大学专攻中国文学科(当时叫做“支那文学科”),自此开始了和中国的机缘。竹内大学期间得到了亲赴中国的机会,他被中国人民和中国风土强烈吸引,开始潜心研究中国。不久后,他与武田泰淳、增田涉等同志一起创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研究会的目的是对抗“支那学”、“汉学”等现有的中国研究体系,开展新的中国研究方法。竹内虽然在战争时期解散了中国文学研究会,但之后他也依旧以中国为研究中心不断撰写评论、论文。虽然他的著作深受时代背景影响,但他的思考框架在当代仍然值得思考,仍带给我们许多启蒙。他的思考框架在展望中日关系以及今后的亚洲社会发展方面,依旧举足轻重。他试图打破现有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将他者置于自身内部,从主观出发来认识他者,通过自身与他者的对抗这一过程厘清自己。他反复地通过这样的过程来试图重新认识“自己”(他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洗ぃ出す”)。这一过程在当代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本文主要探讨竹内自1934年至1950年代的著作。在此期间,他经历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创立与解散、抗日战争的结束,开始探讨日本文化论以及国家近代化过程论。本文通过梳理文献,探究当时竹内好对于中国的问题意识,并探讨这一问题意识带给竹内好的影响。第一章探讨竹内好“发现”鲁迅的契机。因竹内好“发现”鲁迅的过程涉及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历史,因此第一章主要对研究会活动期间的文献进行梳理。这一时期也是日本经历各种变动的时期,所以本文结合日本的变动和竹内好自身的经历来整理他的思想变化,阐明“发现”鲁迅的过程。经过梳理,本文认为竹内好“发现”鲁迅的契机源于自身感到的“不幸”。竹内为了中国进行的活动的出发点并不是热爱中国,而是下意识的对中国的歧视导致的。这既是他的“不幸”也是“对自己的背叛”。第二章以竹内好的“不幸”为线索,探究他的问题意识,由此试图理解竹内好从鲁迅身上获得的思维方式。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不幸”,并试图认识中国,试图去认识作为“自己”的日本是什么样的国家。他认识到日本缺乏的是鲁迅著作中描述的“挣扎”这一抵抗的姿态,他认为这也是日本问题的根源。于是竹内好尝试使用鲁迅著作中“挣扎”这一方法,来处理和自身的矛盾以及与对自身造成影响的日本的矛盾。第三章主要考察竹内好究竟以何种态度来面对日本的问题。他通过“挣扎”认识到当时日本存在的问题——“主体性的欠缺”。本文主要通过考察《中国的近代和日本的近代》这一著作来探讨竹内好的态度。他通过“挣扎”的过程来寻找中国独有的概念及心态,在这一过程中他意识到日本的“奴隶性”,并认识到“奴隶性”导致的“主体性的欠缺”才是日本需要克服的难题。经过以上考察,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竹内好以作为“他者”的中国为鉴,认识到日本“主体性的欠缺”,并对此产生了危机感。同时这一危机感造成了贯穿竹内著作始终的“态度”。其危机感也和他的问题意识相通,即“为何日本必须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换而言之,他认为日本盲目相信外来事物的状态导致战争选择了日本。因此,他一直讨论作为“他者”的中国的原因既是为了提醒日本人意识到自己的“奴隶性”,也是为了在直面中国的过程中发现日本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