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转型及其引导下的城乡空间整合是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区域发展面对的现实课题,中国城乡人口格局、土地利用格局以及人地关系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着空间格局重构、资源高效利用等诸多挑战。农村居民点作为人类居住、生活、休憩以及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是人类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中心,也是乡村人地关系的核心。在省市层面上,存在着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滞后于农村人口城镇化步伐；在县域层面上,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较大,土地浪费普遍：在农户层面上,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需求和土地高效利用的现实需求等机遇与挑战“多重”叠加的研究背景下,将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过程根植于整个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从理论上理清农村居民点演变过程、机制及生态环境效应,在实践中合理调控农村居民点用地,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以地处丘陵地区的重庆市潼南县崇龛镇古泥村作为典型案例研究,以村域尺度和农户地块尺度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演变为主线,诊断村域农村居民点演变的生态效应和农户层面的环境行为效应,并按照村域聚居农村居民点发展能力和散居农户分化类型建立转型时期重庆丘陵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分类调控体系。在理论与实证研究基础上,建立村域微观尺度农村居民点演变的“趋势-过程-机制-效应-调控”TPMER)的探索型研究脉络,丰富乡村聚落地理学理论,为科学诊断农村居民点演变过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提供依据。本文在文献成果总结的基础上,以乡村聚落地理学、土地资源学、土地利用规划学以及土地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为指导,将过程发展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融入农村居民点演变过程特征理论分析框架,建立村域微观尺度农村居民点演变的“趋势-过程-机制-效应-调控”(TPMER)的探索型研究脉络。以经济社会转型为线索,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政策调整时间节点,应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的半结构访谈(Semistructrued Interview)对农户进行实地调查,建立不同时段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上地利用图谱和农户层面居民点用地空间属性数据、社会经济数据于一体的地块尺度属性数据库。以重庆市潼南县崇龛镇古泥村1980年以来近30多年的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过程与特征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对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空间形态、结构体系、景观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评价,从时空两个维度刻画村域农村居民点演变的一般规律；根据农户分化及其类型划分,分析农户分化及其居民点用地演变作用机理,从不同类型农户居民点用地规模、形态、内部功能结构、区位选择等方面横向对比解析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演变特征。在对村域和农户两个层面农村居民点演变特征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揭示不同时段村域农村居民点演变“自然-经济-区位”主导驱动力以及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增长和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思路和方法,对不同时段内村域农村居民点面积增长产生的生态效应进行评估。从不同类型农户居住环境行为效应、生活污水处置、生活垃圾处理以及生活能源消费行为效应等方面探讨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规模、内部功能结构演变及其环境行为效应耦合机理。根据重庆丘陵地区村域农村居民点“大分散、小聚居”的空间分异格局,提出重庆丘陵地区村域聚居、散居两种不同居住形态居民点用地分类调控思路、模式和迁并方向；并根据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等级优化情景,提出重庆丘陵地区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控政策建议。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近30多年来,古泥村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年均增长率达到1.21%,人均居民点面积年均增长率为0.76%；农村居民点斑块表现出集中趋势,农村居民点扩展速度经历了从单纯扩张向扩张与紧缩共存的过程；农村居民点斑块二维空间形态趋向于偏离圆形和方形,为不规则形态；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呈现出由相对集中到相对分散的演变趋势,主要聚居点空间结构体系演变较为剧烈且等级不合理;村域层面上农村居民点斑块景观多样性进一步增加,均匀分布程度进一步增强,但村社层面上农村居民点景观异质性进一步显现。村域总人口、劳动力数量和农户数量增加是促进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增长的主导因素,但其驱动力随时间增长呈下降趋势；人均收入等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为诱导性因素,其驱动力随时间增长呈现进一步加强趋势；交通区位条件是村域新增农村居民点面积增长的主导驱动力之一,自2005年以来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则更多是新农村建设政策驱动的结果。(2)古泥村由农业种养殖业为主导的同质性农户向以农业种养殖业、非农技术性经营活动为主体的异质性农户分化,将古泥村农户划分为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就地非农主导型、异地非农主导型、非农型5类农户,其中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农户占56.21%,就地非农主导型占11.51%,异地非农主导型、非农型占32.28%。农户层面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规模存在“农业种养殖主导生计类型”农户户均面积最大,“既离土又离乡式非农主导生计类型”农户人均用地面积最大,而“离土不离乡式非农主导生计类型”农户户均用地面积和人均用地面积均最小的特征；非农型、农业型农户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最复杂,而就地非农型和农业主导型农户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较为简单,且趋于规整的方形；就地非农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农户房屋形态更为紧凑和集约,而农业型农户房屋形态更为松散和粗放；农户分化对其居民点生产功能占地比例影响不大,但农户非农化对其居民点居住功能影响较为显著,即农户非农化程度越高,其居民点居住功能越强。农户分化类型对其新修居民点的生产功能作用机制不太显著,“非农主导生计类型”农户新修居民点的服务功能逐渐被“淡化”。(3)农村居民点用地等人工生态系统对整个生态系统具有负向效应,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展对村域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古泥村近30多年农村居民点演变导致村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其中水田和园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总体呈下降趋势,1980-1990年、1990-1997年、1997-2005年、2005-2012年等4个研究时段古泥村新增农村居民点单位面积生态价值损失分别为2.0483万元/hm2、2.3425万元/hm2、2.2089万元/hm2、4.0485万元/hm2,呈稳步增长趋势。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在时间尺度上表现出自1990年以来持续上升变化趋势；修正后基于人们支付意愿的各时段新增农村居民点单位面积生态价值损失量分别为0.4047万元/hm2、0.4358万元/hm2、0.4912万元/hm2、1.1379万元/hm2。一方面严格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展规模,提高现有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另一方面在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前提下,通过优化占地结构,尽量少占或不占具有较高生态服务价值功能的土地利用类型(如林地、园地、耕地等),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演变对村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尽量降低到最小。(4)农户居民点形态、集约利用程度(房屋修建时间、房屋结构、房屋层数、容积率等)对非农主导生计类型农户(就地非农主导型、异地非农主导型、非农型)居住环境行为影响程度显著大于农业主导生计类型农户(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农业型农户房屋形态(结构、层数)、居民点集约利用水平(容积率)、农户圈舍养殖生产用地面积和生产功能用地比例对其生活污水处置行为产生负向影响,而居住用地面积呈正向影响,居民点农业生产服务因子对农业主导型农户日常生活污水处置行为方式影响程度更大；农业生计主导型(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农户居民点集约利用水平越高、圈舍养殖生产用地面积越小、居民点服务功能越弱,其日常生活垃圾处理行为方式越趋于选择无害化处理；以农业为主导生计类型农户,其房屋修建时间越晚、房屋结构越趋于砖混结构、居住用地面积越大,其年薪柴秸秆消耗比例越低,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中生产功能用地比例越高,其年薪柴秸秆消耗比例越高；以非农业为主导生计类型的农户房屋层数越高,容积率越大,即居民点利用程度越集约,其薪柴秸秆消耗比例越低。(5)古泥村24个主要聚居点发展能力总体水平处于一般和较强等级,内部差异较小,其等级结构体系不合理,整体发展能力仍有待提高：将古泥村主要聚居点划分为适度扩张型、适度限制型、内部挖潜型、重点整治型等4类调控模式,将散居农户划分为保留型、村社迁并型、村内迁并型3类调控模式。根据构建的村域聚居、散居两种不同居住形态农村居民点分类调控策略及其迁并方向,提出古泥村重点培育、发展5个村域优势型等级的聚居点(占20.83%)、8个村域准优势型或村社优势型等级的聚居点(占33.33%)、11个村社一般型等级的聚居点(占45.84%),在空间上形成“村域优势型聚居点-村社优势型聚居点-村社一般型聚居点-散居点”的村域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格局。从统筹村域相关发展规划,引导村域居民点空间重构顶层设计；适应农户分化及其转型发展要求,探索农户居民点用地管制细则：整合相关支农惠农政策,规范农村居民点市场化配置等方面提出了强化重庆丘陵地区村域农村居民点调控的政策建议。本文基于农村居民点用地图谱和农户分化类型划分,从村域尺度和农户地块尺度探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过程、特征、趋势及其驱动机制和生态环境效应,构建了村域微观尺度农村居民点演变的“趋势-过程-机制-效应-调控”(TPMER)研究脉络框架,为微观尺度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基于村域农村居民点演变“自然-经济-区位”驱动力模型,揭示了在村域总人口增长放缓背景下农户数量增加是促进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增长的主导因素,在时间尺度上,村域微观尺度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驱动因素经历了由人口要素驱动→经济要素驱动→环境经济政策多重要素驱动,为微观尺度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基于重庆丘陵地区村域农村居民点“大散居、小聚居”的空间分布特征,从聚居点发展能力和农户分化类型、房屋新旧程度等方面提出了丘陵地区村域聚居、散居两种不同居住形态农村居民点分类调控思路、模式及其迁并策略,为实现村域微观尺度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技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体系。同时,农村居民点演变特征及其生态环境效应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态耦合过程,本文可能在研究时段跨度方面、驱动机制和调控研究的“文化转向”方面、案例研究与理论框架提炼方面存在某些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对长时段的不同地域功能村域农村居民点演变过程及其规律、微观尺度农村居民点演变生态环境效应框架体系、村域农村居民点调控措施的多学科融合及其策略适应性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为政府有关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控管理决策活动提供科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