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近代中国大学借鉴西方大学教育制度,改变原有的体制,在学术上从“四部之学”发展到“八科之制”,到民初时发展到“七科之制”,再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八院之制”,大学逐步从分科、分门发展到拥有学院学系之组织,这是民国大学学院制的基本发展脉络。此种大学体制的建立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息息相关。1929年,应时而来的《大学组织法》即由有丰富教学和大学管理经验的留学归国人员所制定,此法借鉴欧美大学学院体系,适应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建设需要,注重实用科学,奠定了整个国民政府时期大学学院制的基本格局。大学学院制度的确立和在各所大学的逐渐建立过程,渗透着国家政权、学校内部的多重斗争。内外部制度的共同作用,最终实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大学的多学科格局。学院制的运行依托于各个大学的相关规章,其对学院制的规定因各个学校的传统而有着不同,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在院长选举及职权和院务会议的规定上表现出了一定差异。此所显示的是制度在执行层面的具体性,这在清华大学表现得尤为典型。在院长的民主选举中,清华表现出了民主和“小圈子”的矛盾性,这与中国社会的身份传统不无关系。通过对院长群体的考察,我们发现,留美学生群体在大学学院制中的重要地位,留美学生身份使得他们具有了成为院长的制度性前提,而非制度性因素的多重作用又使得他们任斯职,尔后又长期担任斯职。在制度、身份和民主的对话中,学院制度一直存在,直至因政权更替而幻灭,又随经济的发展而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