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我国的译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和开放的态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新的视角看待翻译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哲学上从主体性向交互主体性的转向启发我们为主体间的内在关系找到新的定义,实现翻译研究向交互主体性的转向。传统的翻译理论忽视译者的作用,将译者看作仆人和工具。而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在翻译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对原文进行“创造性叛逆”。应该看到,原作者是翻译的来源和基础,抹煞原作者的存在而随意曲解原文的意义和内涵是对原作者的不尊重,违背了翻译要忠实的原则。读者是译文最终服务的对象,片面地关注译者而忽视读者的作用也是不可取的。原作者、译者以及读者的作用表明翻译的三个主体具有平等的地位,发挥各自的作用,呈现不同的视域特点。主体性中包含着交互主体性,各主体因其内在属性在翻译活动中相互交往形成翻译的交互主体性。本文作者选择将译者的交互主体性作为研究对象,以期梳理出三个主体展开对话的途径及作用,正确把握翻译中的各要素。接受理论认为作品本身的不确定性召唤着读者完成作品的未尽之意,读者带着自身的期待视野对作品进行能动的评判,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制定和对作品价值的创造。读者的地位不可忽视,译者需要充分考虑与读者相关的种种因素。而作为特殊的读者,译者也需要受到原作者的重视。由于无法左右原作者的思想和行为,译者只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接近和了解原作者,从而保证自己对原文的理解正确充分。换句话说,译者需要达到与原作者和目标读者两方面的视域融合,这不仅是理解的过程,而且也是意义生成的过程,是译者的交互主体性在翻译中的体现。《曼斯菲尔德庄园》是简·奥斯丁最具争议的一部作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小说本身的不确定性。本文作者选择了孙致礼、秭佩、项星耀的译文,以三个译本为依据,对三位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在翻译过程中展开的对话进行比较,指出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的视域融合决定着译文的最终效果,译者交互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决定了译文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