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欧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因,现代性在实现启蒙理想的同时也一步步走向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独尊的境地,从而导致人类生活意义的萎缩与丧失——在“祛魅”后的现代世界里,由传统社会所提供的绝对真理与价值标准彻底失去了确定性与合法性。黑格尔曾揭示出现代社会是自我矛盾、自我分裂的,而在韦伯那里,尽管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这样一种现代性进程与合理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尖锐地指出被启蒙运动加以炫耀的进步理念实际上被启蒙与神话的隐秘同一性所破坏。尼采以“重估一切价值”的形式与支持现代性的启蒙价值进行决裂,此后的思想家(如海德格尔和巴塔耶)则将作为征服主体的工具理性揭露为支配性的权力意志,并对其进行批判与颠覆,最终呼唤一种源初性的神秘拯救力量的出场。于是,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便出现了分裂,欧洲现代性自我理解的基本概念系统也被打上了问号。本文主要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四位思想家——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与德里达进行分析与述评,阐释其对于西方现代性进程的审视及反思,以现代性反思中的超验性神秘主义维度为研究对象,着重对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陆哲学中的审美救赎问题进行剖析,并系统梳理其内在联系及历史局限。尼采借助古希腊酒神悲剧对启蒙辩证法作出了驳斥,打破了现代性自身的理性外壳并最终立足于理性的他者——神话;本雅明延续了尼采审美救赎的路线,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则借助保罗·克利的《新天使》对工业社会的“进步神话”进行了沉痛抨击,将其斥为对工具理性的无穷威力自以为是的盲目信赖。海德格尔经由从内部对西方形而上学进行解构,揭露其“对于存在的遗忘”,深入探讨意识哲学本体论的基本概念,用以揭示主宰从笛卡尔到尼采的整个思想脉搏的对象化过程的技术统治意志。德里达承接并扬弃了海德格尔的存在学解构论,对一种“即将来临的弥赛亚性”进行召唤。本文中心脉络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世俗化的基督教终末论,而与此相对,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及德里达等现代思想家们各自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以克服伴随现代性而来临的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