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真实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缉私进行了全面的系统考察，目的是揭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局限性。 本文认为，战时走私不仅有助于日寇实现其“以战养战”之阴谋，而且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都给中国抗战带来巨大冲击，严重破坏了国统区的工农业经济，影响了国民政府财政税收，腐蚀了公务员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因此，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采取的缉私策略和措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本文认为，为应对战时日趋猖獗的走私活动，国民政府首先自上而下地整顿海关行政，逐步健全海关缉私组织机构，组建关警队，加强海关缉私队伍建设，以保证各海关的缉私工作顺利进行；国民政府从修订海关章程条例入手，重申海上缉私主权，废除了“会讯”制度，颁行《海关缉私条例》和设立海关罚则评议会，恢复了中国海关的缉私主权和走私违章处分的管辖权，扭转了在外籍税务司制度下海关缉私形同虚设的反常现象，在国家法权思想和民族自主精神的基础上奠定了近代中国海关缉私制度。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全面调整缉私工作的整体格局，强化财政部缉私署 中文提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研究(193卜一一四45)的缉私职能，统一缉私机关，颁行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规范缉私行为，明确缉私职责，切实加强反走私情报信息、工作，加强缉私警黔‘队伍的建设，初创针一对缉私人员的督察制度，建立了统一的战时缉私制度，取得了显著的缉私成效。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充分运用查禁走私与利用走私的策略，争取了大量战略物资，支持了抗战。 本文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缉私策略和抬施基本适应战时日寇对华走私策略的擅变。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处于进攻地位，国民政府整个经济抗战战略具有明显的应战意味，其缉私策略和措施始终处于被动的应对地位，因此，对国民政府缉私成效不应有过高的估计;同时，由于国民政府战时政治、经济、军事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造成缉私部门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是导致战时走私严重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