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为了完善税制、避免重复征税、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11年11月16日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拉开了“营改增”改革的大序幕。该方案将上海作为首个试点地区,以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为试点行业,并呈“雁阵”在全国逐步铺开。2016年5月1日,“营改增”试点扩大到生活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至此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营改增”的政策目标并不限于减轻相应行业税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了完善税制、避免重复征税、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11年11月16日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拉开了“营改增”改革的大序幕。该方案将上海作为首个试点地区,以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为试点行业,并呈“雁阵”在全国逐步铺开。2016年5月1日,“营改增”试点扩大到生活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至此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营改增”的政策目标并不限于减轻相应行业税收负担,更重要的是试图通过减税降负来改善资本等市场资源配置。
本文以2010年至2014年为观察期,运用PSM和DID方法检验了“营改增”先行试点地区(上海和八省市)以及全国性试点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对试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具有显著降低效应,其中现代服务业显著降低,而交通运输业并无显著变化。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和市场化程度发现,“营改增”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仅在非国有企业和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中存在。上述研究丰富和拓展了现有关于“营改增”的经济后果及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为后续利用税制改革来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提供了借鉴。
本文的政策建议有:一是公司要抓住减税降费政策机遇,建议公司积极配合“营改增”政策及后续减税降费政策的顺利实施,同时注重及时向金融机构等债权人提供自身税改利好信息。二是政府要减少对国有企业事务的干预,使国有企业逐步去行政化,完善经理人的选拔与激励机制,建立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三是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市场化建设,完善公共治理环境,提高市场化水平,营造良好的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
其他文献
当下,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复杂社会问题决定了我国对于社会创业研究方面的迫切需求和发展趋势。自二十一世纪初社会企业研究在我国兴起以来,社会企业在解决就业、提升社会福祉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新创社会企业,中国环境下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乃至传统企业通过对现有商业模式的创新转变为社会企业。然而,作为新生事物,社会企业往往面临着“合法性悖论”,社会使命和市场价值的逻辑冲突性也给社会企业绩效带来了挑战。目
现金对于公司是尤为重要的一种财务资源,它可以使企业及时把握投资机会,避免陷入财务危机。在完美的资本市场假设下,企业不一定要储备现金,但是在现实中,资本市场存在摩擦并且公司治理也存在缺陷,这导致现金持有政策成为企业一类关键的财务决策。当面临融资约束时,公司会积极调整其现金持有政策。而研发创新活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所以,为了防止研发项目出现资金危机,研发投入越多的企业将会
《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9)》显示,中国企业300强整体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仍处于“起步者”阶段,其中五成企业得分低于20分,处于“旁观者”阶段。中国企业整体承担社会责任程度的提高依旧任重而道远。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产品质量低下、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过度消耗等许多社会责任相关的问题在我国企业中时常发生,政府、投资者、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和学者对此产生了强烈关注。企业CSR作为重要的非财务信息的一项重要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投资渠道呈现多元化趋势,企业面临着在金融投资和实业投资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近年来,由于产能过剩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问题,实体企业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与之相反,金融行业迅速发展,其高额回报吸引着大量的非金融企业进入以谋求赚取超额收益,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
随着监管机构持续更新监管理念,明确监管目标,创新监管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正式全面启动信息披露直通车,一线监管模式继而由“事前审核”转变为“事后监管”,年报问询函制度日渐成为证券交易所进行事后监管的主要手段。各大财经媒体纷纷报道年报问询函的系列相关新闻,学术界也愈来愈关注这一监管制度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实际效应。 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并且根深蒂
由于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因此会面临正外溢性、不确定性和融资约束等问题,使得政府需介入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补贴政策的有效性已经有许多学者研究,但相关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大多数文献支持激励学说,认为政府补贴能够挤入企业研发投入并带来更多创新产出,也有文献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会挤出企业研发投入并使得受补贴的企业创新效率下降。为进一步理清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创新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转向研究产权
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严重危害资本市场的基本秩序,更与经济转型发展目标不相适宜。因此,如何改善企业投资效率是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审计信息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对资本市场异象起到治理作用。我国于2016年12月23日进行审计改革,颁布CSA1504政策,要求所有A股上市企业从2017年开始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从已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内容来看,投资信息的特征较为突出。那么这些投资信息,能否引起资
为了给公司减税降负、激发市场活力、完善增值税税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现代服务经济发展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于2018年3月28日和2019年3月5日分别做出初步“深化增值税改革”和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具体而言,初步“深化增值税改革”规定,自2018年5月1日起,降低增值税税率(17%→16%、11%→10%)、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年销售额标准500万元)和扩大留抵退
卖空机制一直是财务学和公司金融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证监会期望通过引入融资融券制度放松卖空限制从而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一目标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现有文献大多从静态宏观制度层面解释卖空机制理论与实际的不一致,即融资交易与融券交易的不平衡性、融资交易与融券交易的对冲作用导致卖空机制失效,鲜少有学者从微观企业层面出发研究动态视角下公司的主观能动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愈来愈加重视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捐赠是社会资金再分配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方式在调节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差距,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是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有利补充。慈善基金会是非营利组织中一种常见的形式,作为政府和私人部门的重要补充力量,在我国整个经济发展体系中也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务的发展来看,我国慈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