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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研发而言,吸收技术溢出具有高效率、低成本及低风险的特点,大量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是全球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但是其中仍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不同贸易类型所引致技术溢出对进口国技术进步的作用强度可能存在一定差异;第二,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步上升,其对宏观经济环境及微观企业决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口国对于技术溢出吸收是否也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本文将对以上两点进行研究。
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贸易技术溢出能够促进母国技术进步,但是相关研究仍不够细化,且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研究相对分离;另一方面,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也并未拓展到技术溢出领域。本文以20个国家及地区1995-2016年167200组细分类型的双边货物、服务贸易数据为基础,基于Madsen(2007)拓展的技术溢出模型,细致构建了各类型贸易的技术溢出。以进口国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技术溢出作为解释变量,实证研究各个贸易类型技术溢出作用强度的差异,并进一步加入Baker等(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各贸易类型溢出作用强度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所有贸易类型的技术溢出都显著促进了进口国TFP增长,并且各类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强度都要大于相应货物贸易;同时,贸易技术溢出作用强度还取决于进口国自身TFP水平,TFP水平越低,溢出强度越高。加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后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进口贸易溢出作用强度,不同贸易类型所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在作用强度方面,服务贸易仍大于货物贸易,高新技术服务贸易系数最大。进一步研究显示,普通贸易类型技术溢出存在拥挤效应,而高新技术服务贸易技术溢出存在累积效应;建立发达股票市场是破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作用的有效途径。最后,本文结合以上结论及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贸易技术溢出能够促进母国技术进步,但是相关研究仍不够细化,且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研究相对分离;另一方面,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也并未拓展到技术溢出领域。本文以20个国家及地区1995-2016年167200组细分类型的双边货物、服务贸易数据为基础,基于Madsen(2007)拓展的技术溢出模型,细致构建了各类型贸易的技术溢出。以进口国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技术溢出作为解释变量,实证研究各个贸易类型技术溢出作用强度的差异,并进一步加入Baker等(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各贸易类型溢出作用强度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所有贸易类型的技术溢出都显著促进了进口国TFP增长,并且各类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强度都要大于相应货物贸易;同时,贸易技术溢出作用强度还取决于进口国自身TFP水平,TFP水平越低,溢出强度越高。加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后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进口贸易溢出作用强度,不同贸易类型所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在作用强度方面,服务贸易仍大于货物贸易,高新技术服务贸易系数最大。进一步研究显示,普通贸易类型技术溢出存在拥挤效应,而高新技术服务贸易技术溢出存在累积效应;建立发达股票市场是破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作用的有效途径。最后,本文结合以上结论及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