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根据成本习性理论我们认为,业务量和成本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相同单位的业务量上升和下降会导致成本相同程度的变化。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在企业实际生产运作中,并不是这样的,业务量的上升和下降给成本造成的影响是不对称的。成本不仅受业务量的影响,还受公司治理、管理者心理、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导致在业务量下降时下降的成本小于业务量上升相同单位时增加的成本,这个差额,称之为成本粘性。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理性人这一假设作为很多理论的假设前提,越来越不适用于错综复杂的资本市场。研究表明,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不存在的,人们往往表现出过度自信的倾向,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行动。尤其是作为管理人员,由于职业背景、所处位置、话语权、控制权的影响,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往往高于实际,过度自信也表现得更加明显。不完全理性的行为一定会导致决策的偏差和资源的非最优化配置。管理者过度自信作为一种非理性心理,决定了管理者的非理性决策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和成本管理,导致成本粘性。本文从管理者行为开始,在回顾了相关领域研究成果之后,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借鉴Anderson(2003)经典对数粘性模型,利用2013—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高管个人特征法对管理者过度自信进行度量,采用Richardson残差度量模型度量非效率投资的大小,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的关系,以及非效率投资在两者关系中的传导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成本粘性存在且较高,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导致非效率投资,非效率投资较高的企业成本粘性也较大,非效率投资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和成本粘性中起部分中介变量。管理者过度自信一部分会直接导致成本粘性,另一部分通过非效率投资作用于成本粘性。这一研究丰富和拓展了了成本粘性和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内容,为成本粘性成因的研究和治理开辟了新的方向,也有助于提醒管理者和企业所有人转变思路,从源头和作用机理上治理成本粘性,加强成本管理,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