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历史时间的发展为主要线索,简要地梳理了自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1939年周氏投靠汪伪政权这一段时期内周作人所处的社会、文学与个人环境及其理论建构、创作情况等内容,并对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文学精神的承续与调整及其蕴含的“苦涩”情感的主客观原因进行了分析。　　20世纪20年代末,在恶劣的社会时代环境、相互倾轧的国内文坛战场与充满悲哀的个人心绪的共同作用下,周作人进入了退隐阶段。在此时期内,周作人几乎停笔,开始思索决定其30年代文学道路走向的“诗言志”文学理论,在经过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系列序跋文章内的思索后,“诗言志”理论初见端倪。1932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诗言志”理论体系的建构初步完成,并在此后以此为理论基点,与其理论的对立面——左翼“载道”文学发生了多次论争,这些论争促使了周作人的进一步思考,为其理论做了有益的补充。在“诗言志”理论的基本建构完成后,1934年,以《夜读抄》的出版为标志,周作人进入了其繁荣的中期创作阶段,在此创作期内,他以“言志”为原则,以物理人情为思想基调,写作了大量以历史与民间为创作维度的读书记体散文,实践了其在理论架构期内的一系列思考。　　30年代周作人所秉持的依然是“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只是在时代、社会的风云变幻中,他已无力站在启蒙的第一线,而由启蒙者角色向传承者角色进行了过渡。此外,30年代的周作人自身亦承负着启蒙所带来的浓郁的“苦涩”情感,一方面这来自于自我彷徨不定的主观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其文章创作上的悖论性客观因素的成分。　　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道路,是相对于以左翼文学为主流的30年代文学的另一面思索,在其贯彻始终的文学启蒙精神之中亦有着对民族救亡的深层次的别样思考,从而更加凸显了其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之中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