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产业保护性的外贸政策、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巨大的内需等是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得以建立的重要依托,但是我国制造业存在着同质化竞争严重、企业在市场中的品牌占有率比较低等问题,使得我国制造业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端。从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而言,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在竞争中已失去了以往的竞争优势。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处于对前期相关政策,消化吸收的时期,面临着经济下行、内需乏力、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等问题,经济结构性调整迫在眉睫。绩效变动导致的业绩期望差距是转型时期企业必然面临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对于转型时期的企业绩效问题,较多学者表达了对企业可能存在的业绩下滑问题的担忧,并认为企业绩效下滑会使企业紧缩财务进而收缩创新活动。基于此本文进行了以下4方面的研究:(1)分别探讨了企业历史期望逆差、行业期望逆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通过比较性分析探讨了生存压力与竞争压力相比较,何种压力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2)期望顺差企业与期望逆差企业的创新效率是否具有差异性;(3)创新产出对于后续的企业绩效是否产生影响,能否实现企业的复苏;(4)对CEO开放性、所有权性质的调节机制进行了研究。目的在于理解转型时期我国制造业业绩的变动以及业绩变动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创新与业绩的反向影响,将期望逆差与期望顺差特别是比较性差异进行组合研究,以及将CEO开放性作为调节变量引入模型当中,是本文的创新所在。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将CEO开放性、所有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引入到模型当中,选取2010-2014年上交所A股与深交所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相关结论。研究结果表明:(1)与“过去的自己”进行比较以及企业感受到来自行业内部的压力时,期望逆差会促进企业进行创新行为;(2)当企业出现比较性差异时,行业期望差距对企业的创新行为更具有刺激性作用;(3)业绩期望逆差企业的创新产出率要高于期望顺差企业,并且创新产出对于后续的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4)当企业产生期望逆差时,具有高开放性的CEO对企业的创新行为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在出现行业逆差时更为显著;(5)在出现期望逆差时非国有企业更容易进行创新行为。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对于转型时期企业的业绩衰退不必过度担忧,转型时期是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一个契机,转型时期企业业绩问题能够使企业的决策者开启对于“问题”的搜寻模式,企业应当与需求侧的市场相衔接,充分利用双创平台以及网络平台,主动实施创新驱动;企业在决策者的培养与选任过程中,应尽量选择开放性程度高的决策者来促进企业有一个更好地发展,这也是实现企业“穷则思变”“居安思危”的一个有效手段;当前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国有企业创新机制,改进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模式,加强监督管理,激发国有大企业的创新潜能,提高其创新能力,同时在转型时期,国家政策应当对于非国有企业实施相应的金融支持政策,使非国有企业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更好地开展创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