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至1930年,田汉率领南国社进行三期戏剧公演活动,希望能稳步推进南国社戏剧运动,实现从“艺术剧场”到“民众剧场”最终向戏剧最高阶段转型的目标。其中,从1929年1月筹备到1929年7月演出的南国社第二期戏剧公演,在三期公演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从第一期公演“艺术剧场”到“民众剧场”的阶段性推动,也与田汉“左转”后的第三期戏剧公演接轨。由于“承上”的性质,第二期公演的一些剧作源自对第一期公演剧作的修改,如《黄花岗》《古潭的声音》《名优之死》等,出现版本流变现象。这不单是文本内容上的差异,更涉及田汉戏剧观念的转变,即从“艺术剧场”到“民众剧场”的演进过程。论文主要贴合南国社戏剧运动的实际语境,从文本发生学与版本学勾连两期公演中修改过的话剧,通过不同版本间的文本差异,梳理南国社运动从“艺术剧场”到“民众剧场”的推进过程,考察田汉民众戏剧观念的生成与衍变,进而分析此时期田汉民众戏剧的创作思想与创作特点。民众戏剧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戏剧史上重要的文学观念和实践活动,勾连起法国民众戏剧、日本“民众艺术”、俄国革命剧场等戏剧思潮,涉及情感与理性、艺术与社会等重要文学论争。民众戏剧引入中国后的根植与衍生,还和当时国共两党政治话语权力的争夺相互缠绕,其在地化过程更具有文学性、艺术性与政治性等丰富涵义。第二期公演时期的田汉,虽然以“在野”的身份自居,但在民众戏剧的探索与实践中,同样渗透着艺术、社会以及政治的缠绕、往复以及互动。本论文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章《未完成的创作计划与田汉民众戏剧观》这一章节主要以文本发生学中“渊源批评”方法,观照田汉屡次更改的创作计划。从“前文本”状态梳理田汉反复修改创作计划的起因与经过,欲意揭示田汉在创作民众戏剧时反复拿捏的情感状态、艺术态度与政治立场。以梅耶荷德为代表的“革命”的民众戏剧和由叶芝为代表的“文化”的民众戏剧,构成田汉二元化的民众戏剧观念的思想基础。第二章《政治与艺术的往复:田汉＜黄花岗＞版本流变考》本章通过分析田汉不同时期对革命史剧《黄花岗》的修改,从《黄花岗》四种不同版本的流变角度,以“演进批评”的方法,分析田汉创作思想在政治与艺术之间往复的过程。从“大公报”版本对感性情感浓墨重彩地书写却难以对接革命情绪,到第二次公演时,通过克制的理性来表现情感最终上升到神圣的革命情感。田汉对《黄花岗》的修改,体现的正是逐渐明朗清晰的梅耶荷德民众戏剧观念。第三章《内在情感与外在形式:＜古潭的声音＞的版本阐释》以往版本研究更多关注内容的流变,很少考察不同版本之间的形式变化。本章想要通过“古潭”一诗在版本流变过程,分析主题恒定的“古潭”一诗在形式上的改动和变化。形式的变化关乎田汉诗歌创作观念的转变,是田汉对“新罗曼主义”的再解读。《古潭的声音》是一种“包裹性”的形式结构,想要通过戏剧的叙事性阐释“古潭”一诗的主题内核。田汉对《古潭的声音》的叙事性修改,主要借鉴叶芝的爱尔兰国民剧场的戏剧创作,以神话和传说等多种民间文化形式丰富的叙事表皮,最终完成具有民族文化性的民众戏剧指向。第四章《从唯美主义到民众戏剧的生成:田汉对＜莎乐美＞的译介与阐释》田汉翻译的《莎乐美》有两个不同的版本。本章以版本流变的角度切入,从田汉将“美人”改为“女人”这一细微的变化,分析田汉忠实原著精神更多表现在人物情感的传递上。从译介角度出发,进入田汉与梁实秋关于“《莎乐美》上演与否”的论战语境,分析田汉对《莎乐美》民众戏剧的再阐释。《莎乐美》的上演,并不是田汉唯美主义的回光返照,而是田汉两种民众戏剧观念的叠合,并且开启了田汉日后“摩登”女性形象序列,关乎第三期公演《卡门》剧作的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