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政治哲学家中最杰出、最独特的人物之一。她的那种带有强烈古典共和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想使得她的思想在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政治哲学界独树一帜，令人侧目。阿伦特不是一个超验的、唯智的沉思者，不是一个退隐书斋的思想家，引导她思考的是当代政治现象，而她思考的目的也是要帮助现代人自觉地确立起“责任伦理”，唤醒现代人自我担当的决心和勇气。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尤其明显地体现出她的这种思想诉求。 阿伦特对于公共领域问题的关注源自于她对公共领域衰弱的反思。在阿伦特看来，自从柏拉图把思辩生活置于积极生活之上，将知与行相分离，把政治实践思为技术和制造开始，古希腊城邦政治所体现的多样性和显现性特征就逐渐被单一性和工具性所遮蔽了。近代开始于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对财产的剥夺，伴随着世界异化和主体主义的上升，结果导致生产的私人领域迅速崛起，最终取代和吞噬了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衰落直接导致了20世纪现代性，特别是政治现代性的困境，现代政治暴露出前所未有的危机：纳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大屠杀、公民政治文化的崩溃、金钱和权力对政治的垄断的等等。有鉴于此，阿伦特指出，人存在的意义在于和他人在一起，通过行动和言说显示自身；而现代西方社会由于公共领域的衰落，造成个人的原子化、孤独化处境，这些孤独现象表现了西方公共生活中最极端且最反人性的形式。真正的政治是人们交互行动和自由交流的活动。因此，由政治行动所实现的公共领域对人的存在具有本质重要性。在现代社会政治、道德和宗教话语多元并存、相互争斗的情势下，寻求一种“公共理性”，来包容多元话语，并使社会的统一性基础成为可能，就是主张积极的公民参与的共和主义者追求的理想政治目标。 阿伦特用经典的公民共和模式来审视现代公共生活的基础，并以它为标准来批评现有的公共生活。在阿伦特那里，公共领域既有别于“社会”，也有别于“社群”。公共领域不是一个人们协商一己利益或者展现血浓于水之情的地方；它是一个人们显露独特自我的场所。每一个公民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论和行为都在其他公民面前显现着他是“谁”。公共环境比隐私环境更能充分显示自我。公共领域是一种“外观”，一种“井然有序的戏景”，它为每一个公民们的参与行动提供了舞台和以公共成就延长个人有限生命的机会。因此，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与其说是一个历史性范畴，不如说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它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积极的公民生活如何可能。 分析阿伦特的有关论述，可以发现，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的规范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提供了一个实现参与制民主的可行性模式；第二，它提供了一个积极公民生活的实现场域；第三，它提供了一个检测现实政治制度的特殊机制。因此，可以说，阿伦特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充分激活了政治公共领域，用以反对非政治民众的公民私人主义和政党国家化所带来的合法性，从而使得到恢复的公民资格具有非中心化的自我管理模式，并重新掌握官僚化的国家权力。 所以，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与其说是源于一种对于自由的绝望，还不如说是源于一种对于人类自由的向往、呼吁和追求。她对于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状况与大众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其实都贯穿着她对于人的条件、人的可能性的追思。尽管阿伦特对人如何建立起一种怡然的公共空间——同时又能够保有充分自由的私人空间等等问题没有能够给出一个清晰答案，但她仍然通过对于政治领域中业已存在着的诸种现象——如意识形态恐怖、人权的丧失的及人的“必然诞生”、人的复数性、人的行动能力、思考能力以及判断力的分析，既论证了人的存在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也对复数意义上的人作了强调；既从理论上阐述了反极权、反强权思想，也表达了她对私人领域之遭受公共领域与大众社会侵蚀的警惕，更表明了她对于公共领域之再生的关心。 总而言之，阿伦特带有古典共和主义倾向的公共领域思想所透显出来的许多理念，如高尚政治、自由协商并高度透明的公共领域、平等多元的公共生活、与普遍民主价值和实践(自由、平等、法制)相一致的公民启蒙等等，既与古希腊精神遥遥相应，又切中由当代现实问题所引发的诸多理论关切，已成为20世纪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璀璨明珠，其价值和意义愈来愈被后人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