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放松。近些年来，“三农”问题日益成为严峻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作为经济问题，它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妨碍农业再生产的实现，而且引起工业品农村市场的萎缩；更可怕的是，农民难以支付子女最起码的义务教育费用，这又成为制约农民摆脱贫困的重要因素。作为政治问题，农民负担过重，加剧了农民和基层政权及干部之间的矛盾，不仅破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巩固。作为社会问题，动摇了公平的社会价值观，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因而，“三农”问题将是中国经济与发展潜在的最大的危机。 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全面推进建立小康社会。要实现和完成这一目标，当务之急是要迅速着手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稳步提高农民的收入。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重中之重是研究和探讨“三农”问题的根本成因。只有找准病因，我们才有可能对症下药，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小康社会的建立。 那么，“三农”问题的根本成因究竟是什么呢?从目前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具体措施来看，无论是小城镇战略、产业化也好，还是减轻那么农民负担、产业结构调整也好，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这些观点与措施忽视了农业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割裂了工农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往往是就“三农”问题来谈“三农”问题，因而其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新的思路、新的切入点，必须放到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去考察。回顾历史，便不难发现：“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体制是我国“三农”问题凸显和尖锐化的始作佣者。 建国伊始，国家迫切地希望尽快地实现工业化，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在缺乏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的情况下，由于前苏联工业化短期内的辉煌成就和相同的历史使命，我们全盘照搬了前苏联的一整套做法，即尽可能多地汲取农业经济剩余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以加速工业化进程。为节约国家的交易成本，我国逐步建立起“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安排，通过税收、金融和价格剪刀差渠道汲取农业经济剩余。同时，为服从、服务于这一任务，形成了城乡人口有别的社会福利体制，即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国家给予的一系列的就业、教育、住房、医疗以及粮食、副食品供应等方面的福利；而农民基本上是自行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这一旨在加速工业化进程、节约政府的交易成本的二元体制，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它在迅速推进我国的工业化发展的同时，牺牲了农业、农村的发展与农民的利益。此时，由于城乡差距并不太大，“三农”问题虽然己经有所显现，但问题并不严重。 1978年底，农村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在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冲击下，从形式上说，城乡二元体制有了较大的变化：农产品统购统销体制被废止了，人民公杜解体了。但改革推行不久，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重心转向了城市。尽管农村改革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城市的改革进展的步伐更快，成绩更大。路径依赖理论说明，这种二元体制仍在延续。现在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无论是户籍制度、农业经营体制，还是农产品流通体制、农业财税投融资体制，依然是用计划的手段在管理农村的劳动力、土地与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的配置，依然源源不断地输出农业经济剩余，依然是城乡居民之间实行着有差别的国民待遇，同计划经济体制一样，农民仍然难以像城市居民那样享受诸如就业、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尤其是现行户籍制度的束缚，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在家务农，生产成本高，税费负担重，收人低；进城务工，又受到诸多的地方政策的限制和歧视。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这种二元的、计划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加剧，从而加大了农业、农民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三农”问题的严峻，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元经济当功成身退，一元经济应继往开来。如果说，工业化初期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别无选择的权宜之计；那么，当工农经济力量格局发生根本转变的今天，我们的体制仍然锁定在依靠一个弱小的农业向工业和城市部门输血，既有。阵于社会公平，又损失经济效率。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看，我国早些年就应该由重城轻乡的阶段进人工农协调发展的阶段。由于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很难突破二元体制，因此要突破二元体制和路径依赖，必须有赖于国家和政府实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以此来消除继续过度地转移农业经济剩余的现状，进一步深化农业经营体制、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加速户籍制度、农业财税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城市化进程，赋予农民充分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最终实现农村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的合理流动、有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