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电影的历时性发展为观照对象的历史,电影史的写作既需充分考量“电影”作为主体的复杂性,又需把负载“电影”的真实社会历史纳入阐述范围,这必然意味着,电影史呈现形态的多种可能性。再考虑到写作者的思想文化背景、写作时代的社会政治因素、史料的收集多寡以及写作动机等因素,电影史文本中展现的历史,有着广阔的维度,也就留下了比较的可能。由于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海峡两岸对于1949年前共同的历史的理解和讲述存在着差别,也有一定共性。左翼电影运动作为中国电影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历史在叙述时因立场等问题而有着明显的区别。对两岸史述进行比较阅读的目的,并不在于分出高低胜负,或是论出真假对错,而是做一个对话的尝试,将两方的视角、观念放到一起审视,达到互通有无的目的。为比较的方便,本文将采用文献调查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选取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和台湾杜云之的著作《中华民国电影史》为例,考察他们书写的异同。在写作背景、研究视角、事实呈现、评价体系等维度上,海峡两岸的书写生态有着迥然的区别,又有着鲜明的共通性。《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下两卷)是一部“官修史”,体现了当局的意志和主流的意识形态。杜云之的作品虽出于当局的写史野心,但由于资料的缺失,且众多影史当事人留在了大陆,占有的第一手资料远不如《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下两卷)写作时丰富；大陆的电影史受政治、文化等影响,多从意识形态等形而上的角度审视影史,更为注重电影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对左翼的评价主要是从其社会斗争的工具性上来评述的。而台湾方面则从国民政府的立场出发,对当时的“左派”活动进行批判。故而,在具体问题的写作上,两者做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陈述和评价：关于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兴起问题,《中国电影发展史》高度评价它是在“建设无产阶级革命电影”,而《中华民国电影史》却说这场运动是“推销赤化思想,企图颠覆政府”；《中国电影发展史》写明星公司在运动中从“面目一新”到“徘徊动摇”,《中华民国电影史》却说它引狼入室,使“非左影片”受到阻挠；在联华公司,《中国电影发展史》说左翼影人打击反动势力,两大集团“进步与反动尖锐对立”,《中华民国电影史》则谴责“左派”趁虚而入,“挑拨离间”；《中国电影发展史》讲述了艺华从“旗帜鲜明”到老板“彷徨”、左翼“坚守”的历史,《中华民国电影史》却看到艺华从赤色气氛浓厚到改变制片路线的历程；《中国电影发展史》认为电通公司标志着左翼电影运动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中华民国电影史》则批它是赤色大本营,所摄的影片不受欢迎；《中国电影发展史》总结了“天一”和其他小公司转变、倒退、没落的历程,而在《中华民国电影史》中,这些公司艰难维生,似与“左翼”绝缘；在国民政府对电影的检查、管理措施问题上,《中国电影发展史》总结国民政府“迫害进步电影运动、扼杀电影文化”的反动本质,《中华民国电影史》则说当局是在建设国营影业,反制左派逆流；软硬电影之争的问题,两本书同样有不同的见解,《中国电影发展史》说这场争战是源于“软性电影”分子的猖狂进攻,结束于左翼工作者的回击和胜利,《中华民国电影史》却表扬“软性”分子勇敢发表自身主张,驳斥“左翼理论”······在这些差异之外,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海峡两岸同出一源,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等都是相同或相似的,两本书的作者在对“左翼电影运动”的书写中,同样体现出了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化上的共通点。这都指向了对话的可能,如何综合两岸的资源,更好地观照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这是本文希望能够提出并引起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