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49年),本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是英国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有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和政治预言小说《一九八四》,以及许多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性文章。他被众多的评论家认为是二十世纪英国作家中最有名和读者最多的一个,他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两部小说作为反极权和反乌托邦小说早已成为经典。对他的研究在国外早已成为显学,在国内,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奥威尔的译介和研究并不丰硕。以往的研究大多注意于奥威尔的小说的主题研究和小说技巧方面,本文尝试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观照奥威尔的小说在“文本——历史”这话语场中的独特内涵。希望借助研究,能够初步的窥测小说文本和历史文本的相互共生关系,也就是历史和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从而使得小说在历史、寓言、思想所编织的对话关系中呈现更复杂多元的意蕴和价值。本文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在绪论中,首先简单的介绍了奥威尔的生平和奥威尔作品在国外和中国大陆的翻译和研究现状。第一章梳理了奥威尔小说反极权主题和奥威尔本人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背景,以及和新历史主义思潮的联系。这也是进一步分析作品意蕴的基础。同时,从寓言这一文体的角度论述独特的文体选择和讽刺技巧对于小说主题充分展现的作用。第二部分展开对《一九八四》这部小说的分析,首先分析了《一九八四》在当时的的历史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场域中对极权主义批判的意义,揭示了在当时的话语场之中,他对于社会主流的话语权力构成了某种程度的颠覆和解构。将“语言”作为切入点,用福柯和阿伦特以及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对语言的观点和奥威尔对大洋国中“语言统治”的描写互相比对映照,得出语言的异化导致人存在处境的异化这一结论。第二节中通过电幕的规训,新话的应用,真理及现实的扭曲、揭示在大洋国中党己在逐步地扼杀着个人的独特性,而主人公温斯顿的反抗和和最终毁灭的过程在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品甚至中国的反映文革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回应。最后的第三部分,通过余世存的《类人孩——<动物庄园>的另类解读》一书为切入点,呈现一种独特的文本接受形式,即类似于中国式的“注疏”的文本阐释方式,展现在中国语境中《动物庄园》这部小说的接受状况,接受美学和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视角在这本书中得到了某种“合流式”的呈现,打破了将《动物庄园》简单比附于苏联历史的旧历史主义视角,在填补小说中的文本阅读空白的同时,将文本置于复杂多元得思想、历史、文学家族等等构成的语境之中,证明着小说在读者的接受史的流变中不断丰富着自身的内涵,参与着文学的演进,体现着“虚构文本”在历史书写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