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中叶至本世纪初,新官场小说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在这一波发展浪潮中,张平和周梅森是其中的代表作家。为了反思和考察这一波发展的浪潮的启示,论文试图通过比较张平《抉择》的李高成和周梅森《中国制造》的高长河两种不同类型的清官形象来构建。第一章从两种不同类型的清官形象塑造出发,着重于文本考察来阐述李高成和高长河所代表的清官形象及其反腐败的文化象征。李高成高度典型的形象,在处理中阳纺织集团腐败案中一步步升华,使其变成了一个高、大、全的“青天”形象。不管是大义灭亲,还是与工人阶层的真诚情感,这样的一个形象极容易让人感动。这既是对传统清官情结的一种怀旧,又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不良思考与反映。且不论反腐象征意义上在于警示高悬、剑锋锋利的直接效果,就其对现代政治生态文明来看，其影响也是消极的。而高长河的形象,则是另一种隐性的清官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高长河的形象更能代表新世纪官员的标准和要求,也更符合社会的进步。尽管展示矛盾、揭露问题是新官场小说的独特价值,特别是揭示当代官场的种种弊端上来看，新官场小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批判有余、反思不足,尤其在如何建构合理、完善的政治体制的准备上有明显不足。虽然对于文学来说,这似乎有些难以承受,但与其提供一些廉价的、想象性的光明结局,还不如按真实的逻辑来进行官场叙事更有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高长河的形象更能深入人心。论文第二章是论文论述的重点,通过行为——制度、个人——群体和现象——文化三对不同维度的观察点,对李高成和高长河形象作文化的剖析,从而得出在文化背景下,清官分化的必然趋势,并且将这种趋势直接应用现实生活进行对照。我们发现意识形态的操弄使李高成的形象过于完美,几乎不符合当代生活语境。而高长河的形象显得真实得多,有其一定的意义与影响。在第三章中,论文从清官形象的刻画入手,反思了新官场小说的兴起及其转型,对新官场小说的“新”官员形象的反思也进行了回应,进而指出新官场小说存在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