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灾作为一种顶级灾害,由来已久。特别是明代属于疫灾的小高峰时期,研究明代疫灾的特征,可以为现今社会认识和防控疫灾提供历史借鉴。本文主要依据龚胜生先生主编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先秦至明代卷》,摘录出有关明代疫灾的记录,利用各种正史如《明史》、《明实录》及其他疫灾汇编资料进行补充和校正,得到明代疫灾的序列。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法、Morelet小波分析、Mann-Kendall检验、分层设色法、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分析、中心要素工具、方向椭圆工具、对比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明代疫灾的时空特征,爆发原因与社会影响,研究表明:（1）通过观察分析疫灾灾情描述特征,将明代疫灾的时空特征分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分析,自然层面是指各种自然灾害诱发形成的疫灾,社会层面是指由战乱引发的疫灾。从疫灾波及范围和发生年数上看,自然层面上疫灾主要集中在嘉靖、万历、崇祯年间;疫灾10a频次介于0-10次/10a,平均约6.9次/10a。明代自然层面疫灾10a县次介于0-357县次/10a,平均约52.43县次/10a,累计县次为1415次。疫灾10a频次在1368-1644年存在8-10a、10-20a、30-40a的振荡周期,20a对应自然层面疫灾的第一主周期,40a是第二主周期,8a是第三主周期;自然灾害引发的疫灾在1458-1467年间10a频次存在从低值向高值的突变;疫灾的地域分布差异明显,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北、华中等地区,东部多于西部,且越往东,疫灾发生越频繁;疫灾的空间分布表现为地域性差异和阶段性特征显著。社会层面上疫灾的时空特征表现为:在嘉靖、万历、崇祯年间疫灾的波及范围较大,从疫灾发生频度看,疫灾主要集中在景泰、天启、崇祯年间;疫灾10a频次介于0-6次/10a,平均约2.36次/10a;疫灾10a县次介于0-28县次/10a,平均约4.61县次/10a,累计县次为129次。疫灾10a频次和10a县次基本呈现同步变化;疫灾频次在1368-1644年存在10-20a、20-40a、50-60a的振荡周期,60a对应社会层面疫灾的第一主周期,35a是第二主周期,12a是第三主周期;明代社会层面10a频次和10a县次不存在突变点;社会层面的疫灾受灾程度在整个明代都变化不大,空间分布波及的范围比较小,疫灾的热点集中分布在明代疆域边缘。（2）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角度出发研究疫灾爆发的原因,自然原因主要包括诱发疫灾的其他灾害、气候变化、河网密度、海拔高度等。明代诱发疫灾的各种灾害,包括旱灾、水灾、蝗灾、风灾、震灾等;明代的气候变化频繁且为历史时期最冷阶段,明代自然层面疫灾10a频次与温度距平和干湿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38、-0.454,分别通过了 0.01和0.05显著性检验水平,明代社会层面疫灾10a频次与温度距平和干湿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57、-0.072,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自然层面的疫灾与气候的关系更密切,社会层面疫灾虽然与气候之间呈反相关系,但无显著相关性,明代疫灾主要发生寒冷和干旱的阶段;明代水系发达地区疫灾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明代地形平坦区域疫灾发生的可能性更大。社会原因主要包括战乱、人口密度、统治者治疫政策、交通条件等。战乱主要是通过战后带来疫灾,征战传播疫灾,非战时期驻地出现疫灾三种方式引发疫灾;统治者荒于政务,会使小范围传染病得不到控制从而引发疫灾;人口密集区即疫灾频发区;路网密集区即疫灾频发区。明代疫灾的爆发是由以上提及到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导致,（3）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探讨了明代环境因素对疫灾的综合影响,得出明代疫灾的环境因素由三种主成分构成,第一类主成分是自然灾害、交通、人口分布复合因素,贡献率为50.43%,各自然灾害引发疫灾的贡献率为旱灾＞震灾＞蝗灾＞水灾＞风灾,各自然灾害、交通、人口密度与疫灾累计频次呈正相关性且均通过0.01显著性检验水平;第二类主成分为气候因素,贡献率为17.38%,包括温度距平和干湿指数,温度距平与疫灾累计频次呈负相关,通过0.05显著性检验水平,干湿指数与疫灾的累计频次呈反相关系但相关性不显著,干旱时期疫灾的累计频次较高;第三类主成分为水文和高程因素,贡献率为8.85%,包括河网密度,海拔高度等。（4）明代疫灾的消极影响包括人口大量减少、田地荒芜、人伦道德受到冲击、生活困难、社会动荡等五个方面;明代疫灾的积极影响包括医术提升、疫灾应对机制的完善等两个方面,明代疫灾应对机制建立了严格的疫灾上报制度,明前期上报疫灾的主体不统一,包括户部、巡按、地方政府等,明后期疫灾上报的主体逐渐统一为巡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