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5年正式在立法层面得到了肯定。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具体表述为在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的情形下,采取非法的手段取得、传播公民个人信息,若属于情节严重或特别严重的情形,就应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认定。（1）与此同时,该修正案也取缔了原有关于非法获取、提供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的表述。这一法律规定的修改,不再局限于原相关罪名对犯罪主体的限制,而是将普通主体确定为行为主体并将特殊主体认定为一种从重处罚的特殊情形。这一变化显著提升了我国对上述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强了其量刑层级。此外,上述调整也将进一步提升我国法律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有效降低了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侵犯的可能。但是,现行《刑法》仍然未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相关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概念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因此难以为司法实践工作提供充分可靠的法律依据,导致司法实践过程与结果的争议性。针对上述问题,我国具体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该罪的认定标准进行说明,尽可能提升司法实践工作的权威性。最高法、最高检于2017年5月再次对《刑法》之第253条相关内容进行了解释说明。通过《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两高司法解释》）这一文件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关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概念进行更加详细、具体的规定和表述,使得相关罪名的认定和司法难度有所下降,也提出了一种相对科学、合理的认定标准。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准确解读“情节严重”的内涵并对其进行认定,仍然存在比较显著的争议,使得相关问题成为法学理论界与司法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鉴于此,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2017年《两高司法解释》施行后H省的相关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为基础,得出我国目前在“情节严重”的认定中存在认定标准单一、认定说理缺失等问题,进而深入分析在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观点和阶层犯罪论体系中关于本罪“情节严重”的体系定位,并最终采取了违法构成要件的学说观点,认为应将主观不法要素完全排除在外,同时按照违法构成要件说的立场,将信息数量、信息类型、违法所得、信息用途等情节要素进行评价和考量,最终确立了本罪“情节严重”的基本认定规则,即首先明确本罪“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法益,将不符合违法构成要件不法量域的主观要素、身份要素、预防刑要素进行剔除,在认定时,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顺序出发进行逐一评价和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