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择法国十九世纪伟大文学家福楼拜的成名小说《包法利夫人》作为翻译研究的对象，比较系统地以一部书在中国八十余年的翻译、接受与影响来关注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命运，以史为镜，从文化层面凸现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作用，探索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法利夫人》在中国最需要革新文学的时候，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译介进来，影响了许多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功不可灭的作家。因而考察它在中国的翻译史、接受史与影响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重温中国现代文学的成长史。本文充分利用翔实的中法文相关资料，拟从社会哲学、语言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的角度出发，以《包法利夫人》在中国不同时期翻译、接受的社会背景为突破点，考察影响翻译与接受的诸多要素，并通过对《包法利夫人》不同中译本的比较，探索译者的不同解读对中国读者的接受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本文共十一章，另有一个导言，一个结语和五个附录。第一章概述了福楼拜时代之前中国的翻译状况，并简要回顾了中法文化的最初接触与交流。第二章则重点剖析福楼拜时代中国的社会背景，寻找《包法利夫人》在中国的译介较欧美、日本等国迟的重要原因第三章收集了福楼拜的书信与作品中大量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尝试破解福楼拜的中国情结。他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多次倾吐他到中国旅行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使他终未能见到令他魂牵梦萦神秘的国度。然而他与中国注定是要相遇的，1925年，《包法利夫人》笫一次由李劼人译成了中文，并由此开始了在中国的漫长旅行。第四章介绍了先于《包法利夫人》被翻译成中文的法国小说及其译者，小说的翻译在中国起步较晚，直到林纾译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才真正开始。此后大仲马、凡尔纳、莫泊桑等人也被译介到中国。当时的翻译选择，与译者对法国文学的了解程度，读者的阅读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也包含着很多历史的偶然因素。第五章着力再现《包法利夫人》被翻译成中文前，中国文坛对福楼拜及其作品的介绍与评论。随着中国文坛引进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以发展中国新文学的需要日益迫切，福楼拜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重视，陈独秀、茅盾等人大力撰文介绍福楼拜及其作品，希望能把他的科学描写态度和虔诚严肃的文学观在国内推广。这便为《包法利夫人》在中国的翻译奠定了基础。第六章以福楼拜其他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为铺垫，并以《包法利夫人》在其他国家的翻译情况为参照，叙述李劼人与《包法利夫人》结缘的前后经过。第七章则着重分析《包法利夫人》对中国新文学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李劼人的历史小说《死水微澜》、茅盾的现实主义小说《子夜》的创作风格，以及队丁玲以女性为文学创作对象的重要影响。丁玲的作品，尤其是《阿毛姑娘》，从选题、情节安排与表现手法来说，明显是对《包法利夫人》的效仿。可以说，《包法利夫人》是中国文坛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部重要的翻译作品。第八章依然分析社会背景对文学翻译的影响。连年的战火使中国的出版业举步维艰，《包法利夫人》与其他文学名著一样，难以与中国读者见面。蒋介石对外国文化的仇视，毛泽东的延安文艺政策对《包法利夫人》在中国的翻译接受产生了影响。李健吾却在此时将福楼拜研究推向了高潮，出版了在文学批评界影响深远的《福楼拜评传》，同时也对福楼拜的多部作品进行了翻译。《包法利夫人》与李健吾的相遇，使它成为了翻译文学中的经典之作。第九章述评《包法利夫人》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在中国的接受状况，探讨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控制。解放后，中央政府开始规范翻译行为，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决定了翻译的选择标准。除了具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古典名家作品进一步得到翻译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成为了翻译的首选，被大量地译介进来。而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现当代作品中，只有少数进步的共产党人的作品得到了翻译。《包法利夫人》因为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赞扬，而且第一个英译本是马克思的女儿完成的，也就具有了政治合法性，所以能够继续以文学经典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坛。六十年代初期，文学翻译开始陷入政治困境，符合政治标准的外国文学作品越来越少。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因中苏关系的恶化而不断减少，最后全部停止，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的译介遭到严厉批判。文革十年，文学翻译完全停止，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是对社会主义的亵渎。《包法利夫人》也未能幸免，被排斥于中国文坛之外。然而《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一书却展示了文革期间，《包法利夫人》等禁书在中国青年中的传播与影响。第十章重在评述文革后《包法利夫人》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七十年代末，经历了文化荒芜的《包法利夫人》迎来了转机。李健吾译本在文革后立即作为外国文学的经典得到出版，充分证明了这部文学巨著在翻译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从八十年代末起，翻译界又把目光投向《包法利夫人》，新译本层出不穷，逐渐形成复译潮。既出现了如许渊冲、周克希等人的较有特色的译本，也出现了很多为了追求商业利益的抄袭之作。中国文学批评界也更加关注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从文革末至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其中不乏一些优秀作品，但与法国的福楼拜研究基本脱节，《包法利夫人》在中国的研究相对滞后，缺乏新意。第十一章选取了《包法利夫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中文译本进行比较，考察翻译对文学接受的影响。翻译使文学超越了国界，超越了语言，超越了历史。《包法利夫人》借助翻译在中国的文学土壤中扎根，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包法利夫人》的几个中译本比较来看，爱玛的形象在不同的译本中差异很大。不同的译者，由于对语言、文化把握能力及表达能力的强弱，对作者意图和人物性格理解的差异，使得同一个原文翻译成中文后千差万别。译者对原文的不同解读，为复译提供了可能，为追求理想译本创造了条件。　　然而福楼拜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并不完整，除了《包法利夫人》以外，其他作品如《情感教育》、《萨朗波》、《三故事》等书影响较小，而对福楼拜研究最有价值的《书信集》还只是零星地有翻译，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本文的研究，不仅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对福楼拜作品全方位的关注，更希望能以《包法利夫人》为契机，进一步思考整个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