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中东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纳赛尔主义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消除贫困和落后,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新埃及。在外交上,纳赛尔奉行“积极的中立主义”,追求埃及领导下的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并把社会主义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与美国在中东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建立西方主导下的中东防御体系的战略目标相悖。本文试图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英美和以色列的解密档案,研究美国政府在面对纳赛尔主义的挑战时的认知和决策过程,以及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影响。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提出选题的缘起与意义,概括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指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写作方法,以及重难点及创新点。正文部分共五章。第一章阐述了战后初期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美国对埃及政策的演变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很快由战时盟友变成冷战对手。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试图构筑包围苏联的全球防御体系,中东地区正是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环节。而埃及是中东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并拥有苏伊士运河这一战略要地。为此,杜鲁门政府提出建立以埃及为中心的“中东司令部”或“中东防务组织”。然而,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存在阻碍了美国目标的实现。为了打破英埃关于苏伊士运河基地谈判的僵局,美国积极协调,但英埃两国的顽固立场使美国的调解屡屡受挫。英埃谈判的僵局和埃及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惨败激化了埃及的国内矛盾,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了七月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在此过程中,美国暗中与自由军官组织建立了秘密的联系,并支持他们发动军事政变,由此促成美埃关系的短暂“蜜月期”。第二章论述了纳赛尔主义的兴起与美国对埃及拉拢政策的失败。纳赛尔掌权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探索出一条发展道路,即在埃及实现完全独立的基础上,高举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大旗,向阿拉伯世界“输出革命”,建立埃及领导下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在外交上,纳赛尔奉行和平中立与不结盟的政策,不选边、不站队,避免依赖社会主义阵营或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任何一方。纳赛尔的这些政策统称为纳赛尔主义。此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拉拢埃及加入美国主导下的中东防御体系,协调英埃解决了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承诺向埃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提出解决阿以冲突的“阿尔法计划”。然而,两国相悖的战略目标使美埃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恶化。在埃及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拒绝美国经济援助的附加条件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美英相继撤回了援建阿斯旺高坝的承诺,由此引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为了化解这次危机,美国提出苏伊士运河国际化等方案,但这些方案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此后,英法联合以色列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然而,在美苏和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压力下,三国狼狈地撤出。第三章叙述了纳赛尔主义的新高潮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遏制政策。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胜利不仅彻底清除了英法殖民主义的残余,实现了埃及的真正独立,而且使埃及成为席卷中东和北非沿岸的新民族主义的源泉。此后,纳赛尔在中东大力鼓吹“阿拉伯革命”,传播阿拉伯民族统一和团结反帝的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为了遏制纳赛尔主义的高涨,美国出台了艾森豪威尔主义,试图扶持亲西方的阿拉伯保守政权孤立纳赛尔及其盟友,防止苏联势力对中东的侵蚀。然而,约旦危机、叙利亚危机和黎巴嫩危机证实艾森豪威尔主义非但未能达到目标,却有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模糊首要目标之嫌。为此,美国政府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和解,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抵制苏联共产主义。第四章论证了纳赛尔主义的收缩与美国对埃及的平衡政策。肯尼迪政府在吸取前任教训的基础上,在中东推行“不偏不倚”的“平衡”政策,把改善与纳赛尔的关系列为新边疆问题中的首位。为此,美国对埃及实施了大规模的“粮食换和平计划”,以引导纳赛尔集中力量谋求国内的发展,而不是在国外制造麻烦。与此同时,对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美国政府虽乐见其成,但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叙利亚脱离阿联。美国的立场赢得了纳赛尔的好感,两国关系出现短暂的缓和。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9月的也门政变为纳赛尔再次推行激进的“阿拉伯革命”提供了新契机。埃及出兵也门意味着肯尼迪对埃及平衡政策的失败,两国关系再度恶化。第五章剖析了美国“扶以制阿”的政策及其对纳赛尔主义的打击。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重点是大力扶持以色列,利用以色列打压纳赛尔主义在中东的扩张势头,并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美以“准联盟”关系形成。随着美苏在中东争夺力度的加大和阿以局势渐趋紧张,“六.五战争”爆发,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失败。纳赛尔主义受挫,纳赛尔本人也忧愤成疾,于1970年离世。结语部分对正文的观点进行总结和凝练,归纳出美埃关系发展的特点,并就美国应对纳赛尔主义的措施进行总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