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雪米莉”以百余本通俗小说作品及其高销售额,占领文化市场的实地,拥有了庞大的阅读群体。在这个时期,署名“(香港)雪米莉”,以描写警匪争斗、都市爱情等小说得到大众追捧的现象被称为“雪米莉现象”。目前的研究状况,国内外对此文学现象的关注和研究稍显不足,本论文旨在补充对此现象的理论缺失。论文分三大部分来论述“雪米莉现象”的发生逻辑。正文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论文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意义,阐释了“雪米莉现象”的由来、作为文学现象、作为社会现象的内涵,对“雪米莉”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概括,并陈述了论文总体思路和框架。第二章是从“雪米莉现象”的表征出发,对“雪米莉”等作品属性和“雪米莉现象”的特征进行分析,“雪米莉现象”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消费自由、娱乐自由的表现,同时大众对于“雪米莉”作品的趋之若鹜也暗含了大众的审美偏向,而大众审美的偏向往往和作品的参与是分不开的,因为二者的互动触发了新的文学潮流和受众群体。另一方面,总结其属性和特征,对于发现它的优劣以及引出发生的原因也是具有因果关系的。论文第三章从核心成员田雁宁、谭力两位青年作家的创作历程出发,论述关于他们纯文学创作的理想落空后,从纯文学转向俗文学的原因,分别从地域文化、文学资源、自身的发展需求三方面论证二人命运的转折。再从“点”即个人命运到“线”即“雪米莉现象”的推手—通俗小说兴起的联动机制,当代通俗小说不是拔地而起的,它既有理论基础的准备,也有文化背景烘托,其理论基础是世俗精神即消解神圣化,通过论证“雪米莉现象”的出现,推动了文学神圣性的消解,将文学资源变现的能力抬高到了现实的价值观念中,同时也证明了大众文化是世俗精神的载体,而大众文化的衍生物:书商,承担着炒作、包装通俗作品、作家的职能,炒作的极致又产生了作品的分叉发展道路,由此就衍生出一条完整的通俗文化兴起的联动机制。论文第四章论述了现象下各种关系的对立碰撞,从生产线到了空间之中,以内地“雪米莉”冠以“香港”之名为引线,打开现象背后诸多对立因素的碰撞,世俗与人文的碰撞,在田雁宁、谭力二人纯文学到俗文学的道路就已埋下伏笔。追溯历史,从《金瓶梅》的佚名开始到“雪米莉现象”发生,都能看见崇拜时代和憎恶时代的矛盾,矛盾外显出的情绪就是极端的自傲与自贱,自傲于顺应时代需求,将有限的文学资源开发变现,很大程度上证明了通俗文学的价值,尤其是在商业价值方面;自贱于以低俗无聊的文字,追求纯粹的感官刺激,挑动大众的神经为其作品买单。论文第五章总结了“雪米莉现象”发生的生命力来源何处,作为中间物抓住时代更替变化的脉搏进行的一场狂欢,“雪米莉”是时代交替的产品,是大陆30年代通俗文学出现了品类的空白后,在港台通俗文学刺激下,通俗文学本土化的“中间物”,由于从出生就有“过渡”的烙印,所以注定了他们的被替代、遗忘的命运。“雪米莉”从发生到走向衰落,在其发展最繁荣的时期看到了它背后更深层的文学价值,通过“雪米莉”以香港为中心建构的狂欢世界来论证“雪米莉现象”开启的当代通俗文学高速发展时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