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内城市研究多以上海为对象,有意无意遮蔽了中国城市现代性问题的复杂内涵。与上海相比,北京这座有着悠久建城历史的城市显然更能呈现出中国传统城市文明与西方现代性发生碰撞时的现实困境与突围可能。尤其在1949年之后,北京成为新中国首都,在社会主义现代性作用下发生了更为深刻的空间改造和意义改写,以其独特地位更具代表性地揭示出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在一个典型中国城市的物质层面和文化层面留下印记。因此,本文以1949年以后的北京为研究对象,探讨建国之后的文学作品如何想象北京,其实也是希望开拓以社会主义现代性为视野观察中国城市的新的可能。建国之后以北京为题材的政治抒情诗与抒情散文将北京塑造成为一个极具政治意义的超级文学意象,建构起“北京-中国-人民-政权“的话语结构。而以老舍经典话剧《龙须沟》为代表的叙事文学作品,在讲述城市改造故事的同时,更加深入地将个人询唤到新中国的话语结构当中,使“北京”这一象征符号最终完成,并成为想象一个全新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依据。然而对于久离城市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城市依然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空间,这种危险来自于城市的消费性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天然存在的抵牾,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使得新中国语境下城市日常生活的书写成为禁区。正缘于此种书写困境,有必要建构出封闭性的生产空间,容纳社会主义理想和现代工业化的双重诉求,并进而改造城市空间意义,在这一视野下重新思考几乎没有任何经典作品传世的工业题材小说,或许能够理解它的重要价值。而与此同时,为安置进京的国家机关与军事、文化单位在北京兴建的大院群落,则重新分割了北京城市地图,隐隐构成国家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对峙与隔膜。这种城市现实层面的文化分裂其实也意味着“北京-中国-人民-政权”话语结构的内在分裂,直到很久之后,王朔开启的“大院文艺”写作才真正将这种内在分裂揭示出来,从中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现代性对于北京城市空间与文化的长久影响。实际上,后来繁荣一时的“京味文学”尽管始终致力于想象一个文化北京,但是只有将之放在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视野当中,才能真正理解其内在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