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对外经济发展形式逐渐从简单的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为主的基础生产要素输出以及以产能和资本输出为主的产品输出，转向为以技术、标准、服务等打包的输出方式。尽管如此，我国在以知识和技术贸易为代表的国际科技合作中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技术输出对于加速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向先进的技术输出、标准输出国转变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则是我国推动技术输出的顶层宏观战略布局的直接体现。然而，目前尚罕见针对技术输出政策层面的学术探讨，也罕见从历史性视角对于技术输出政策演变过程的研究。因此文章基于数据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原则，以《中国科技政策要目概览(1949-2010)》、科技部，商务部等政府网站、北大法宝、中国法律法规数据库四部分为数据来源，共收集到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输出政策文本共510条有效数据。从政策文本数量年度发展、政策权威制定机构、政策联合发文网络、政策文种类型及特殊说明四个方面进行政策数据分析，总结技术输出政策历史演变特点及现存问题。然后根据技术输出政策自身特点构建政策工具分类体系，总结分析技术输出政策工具箱、政策工具变迁及政策工具选择的现存问题。
　　主要研究结论有:(1)我国高技术输出政策不足，占政策总量的23％，不足三分之一，技术输出导向不明确;(2)技术输出政策制定机构之间的关联性较差，联合发文量仅占15.4％。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不足，发文量仅占2.9％，且多宏观指导性和规划性文件，实施细则等具体操作性政策较少;(3)技术输出政策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技术输出直接相关，一条政策包含多种政策工具、有明显促进技术输出价值取向的综合性政策;另一类是政策条文较单一，一条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政策工具。其中第二类政策居多，占比94.1％;(4)综合性政策的基本政策工具，需求面不足，环境面过溢，且内部使用不均，尤其缺少示范创建、知识产权工具的使用;(5)技术输出政策工具箱由强制型工具、激励型工具、策略引导型工具、自由参与型工具四大类八小类政策工具组成。其中强制型工具使用最多，占比55.7％，超过半数;直接激励工具使用单一;策略引导型工具占比10.6％，使用强度有待提高。(6)技术输出政策工具呈现三代工具的变迁。技术输出政策发展的第一、二阶段，为以强制性命令为主的第一代工具;技术输出政策发展的第三阶段，扩展到激励型工具效能明显增加的第二代工具;技术输出政策发展的第四阶段，发展为充分发挥市场中企业和个人的作用，策略引导型和自由参与型工具作用力提高的第三代工具。技术输出政策工具变迁过程中，政策工具组合日趋丰富，政策工具使用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逐步提高。
　　文章对于完善技术输出政策体系给出的的政策建议有:(1)加强高技术输出政策的制定，进一步明确技术输出导向;(2)加快完善技术输出信息服务体系及相关政策制定;(3)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力培育知识产权优势。对政策工具优化选择的建议包括:(1)降低强制型工具频率，增加激励型工具多样性;(2)逐步增加策略引导型工具的作用力度，短期规划与长期建设并进;(3)注重政策工具使用的稳定性与系统性;(4)提高基本政策工具的科学组合，优化基本政策工具内外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