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革命后人际关系变迁的研究为数不多，极权主义与现代化研究范式与新近的新制度主义范式的研究重点尽管各不相同，但大都认为革命国家一度完成了对基层社会伦理层面的完全控制，只是伴随着其对工具性资源控制力的衰退，革命国家才逐步退出基层社会的。本文认为要进一步厘清革命后中国社会整体人际模式的变迁，还是要对传统人际模式的核心机制有所把握。中国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的根本背景是缺乏流动的群体格局，而人际模式中蕴藏着“自我利益需求/利他和谐伦理”的“私利/私德”之间的紧张性，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工具性利益需求与利他和谐伦理之间的紧张性，因为工具性资源生产、交换与分配方式是“差序格局”的基础所在，而个体象征性利益需求与利他和谐伦理之间也有着一定的紧张性。这种利益与伦理之间紧张性的本质在于儒家利他和谐伦理对现实人际利益矛盾的抑制。而人际利益矛盾不仅存在于人际的直接交往互动的资源交换过程之中，也存在于间接的群体格局下的资源生产与资源分配的比较过程之中，并且资源又可以区分为工具性资源与象征性资源，这样导致人际利益矛盾的可能性共有以上这六条途径。个体对各种利益矛盾而导致的紧张性处理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个体在群体之中的“人缘”状况，而个体的“人缘”状况是其在缺乏流动的群体格局中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用以化解这种紧张性而在群体格局中建立、维持、发展自我“人缘”的实践策略。　　而在中国革命之后，革命国家的单位建制在工具性利益资源层面上解构了“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但反而更加强化了以各自单位为中心的不流动的群体格局。建国初期，“差序格局”中核心性的“工具利益需求”与“利他和谐伦理”之间的紧张性一度得到了缓解，经过长期战乱后的中国人比较满足于当时的社会安定和谐局面，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和谐式的同志关系”人际模式，其中所内涵的普遍主义色彩的“利他和谐伦理”优先于革命的志同道合伦理，并形成了该关系模式中的内在张力。伴随“合作化运动”而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正是这两种伦理及其实践之间的冲突，普通群众还是难以在直接互动中损害他人的象征性资源，因为这将威胁到群体格局中的人际和谐与自我“人缘”。而积极分子中一部分人由于直接批评他人及领导，从而使其“人缘”状况较为糟糕，从而在“反右”运动中成为第一批政治斗争的对象，实质上“人缘”差异的再生产机制在缺乏流动的群体格局中一直存在。建国初期，革命国家与传统社会在伦理权力上争夺的第一个回合就败北了。　　“反右”运动以后，强调“成分”标准的“同志/敌人”的阶级建构力图以“斗争式的同志关系”取代“和谐式的同志关系”人际模式，其结果形成的却是“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模糊区隔的人际模式，单位集体象征性资本的不平均差异化分配是不断吸引“积极分子”以维持此一模式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强化“人缘”差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政治运动深入本来是将“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人际模式强化为以“成分”为标准的“同志/敌人”的阶级建构，然革命国家“寻求敌人”的过程则更多成为基层社会根据各个体“人缘”差异状况排斥异端的过程。运动中的“危险分子”大都是在象征性资源形态的互动交换、个人生产与集体分配过程中没有把握好中庸之道的火候，也有一部分则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落后分子”。由此，在革命运动的深入过程中，讲究“人缘”的中庸之道的人际实践反而取得了扩张，革命国家对传统社会的人际伦理的改造彻底失败。而在文革后期绝大多数人都运用中庸之道的处世策略来逃避政治运动，“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模糊区隔也日益崩溃，以工具性利益资源交换与分配为基础的准“差序格局”的人际模式逐步复兴。总之，在缺乏流动的群体格局中，尽管革命后的人际模式不断变迁，但以“人缘”为取向的中庸人际实践在根本上并没有受到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