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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趋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如何打开董事会运作的黑箱对于公司而言显得日益重要。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依赖于董事会的有效决策。当前主流研究重点考察了董事会正式制度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但该路径无法完全解释公司之间在董事会决策结果上的差异。本研究认为，除了董事会正式制度外，董事会内部还存在着对决策效率和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的隐性互动关系，当前研究较少考虑董事会成员内部由于个人能力和威望的差异所导致的地位差序对董事会决策的影响。源于社会学领域的群体动力学研究表明，非正式等级普遍存在于所有类型的群体中，清晰的非正式等级会导致群体成员对非正式领导者的自发服从和配合。作为一类群体，董事会的决策也势必会受到其内部非正式等级的影响。当前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但尚未打开此逻辑黑箱，本研究意在解决这一重要问题。
鉴于此，本研究以我国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2012-2019年的董事成员任职信息与相关财务数据和专利数据为研究样本，并考虑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特质，将政治关联和金融关联纳入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衡量范畴，以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及其启示为核心，构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衡量指标。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如何通过组织双元对公司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此外，本研究还考察了CEO权力对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组织双元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环境不确定性与资源约束对组织双元中介效应的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之后，本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等级有利于组织双元的培养。董事会并非仅是基于正式制度安排的平等合议式决策团队，由董事会个体成员能力差异形成的非正式等级同样会对董事会决策产生影响。由于董事会需要在缺乏明确程序的前提下，在有限时间内，以民主的方式做出重要的决策，拥有出色决策能力和影响力的董事往往会赢得其他成员的尊敬和服从，自愿赋予其决策主导地位并以合作的方式为之提供建设性意见，从而提升了董事会决策效果和效率。在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中，塔尖董事出于维护已得到满足的他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具有充分动机去开发现有业务以满足公司短期效益，同时制定探索性决策以实现公司长期发展。而塔尖董事的意见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不但有意愿，而且有能力去实现公司不同类型股东的投资目标，即资本保值增值和稳定分红的可持续，能够从投资决策、公司文化、组织结构、团队建设、预算支持等各方面为组织双元提供其所需的有形和无形资源，强化现有竞争优势，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推动组织双元的培养。
第二，组织双元能够提升公司的财务绩效与创新绩效。作为框架化的动态能力，组织双元的基本价值是保证公司不在探索和开发二者间偏执一端。开发活动虽然有利于保证公司在可预见未来的稳定收益，但对其过于强调则会使公司难以适应未来发生的重大环境变化，而过于强调探索活动则又不可避免地会挤占开发性业务的合理资源需要，对公司当前的生存产生消极影响。鉴于此，组织双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使公司在锚定使命和宗旨的前提下，通过灵活地配置探索性和开发性资源，使开发性业务持续地得到强化，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市场份额，并积极投资探索性领域，为实现公司长期发展寻找新的价值增长点。通过自上而下的系统化建设，组织双元可使公司实现持续、稳定的现金流，而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果也在公司制度上得到了可持续的保证，大幅降低了间断的隐患。
第三，组织双元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影响公司财务绩效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但中介作用的程度存在差别，组织双元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影响公司财务绩效中的中介效应要强于其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影响公司创新绩效中的中介效应。部分而非完全中介作用的原因在于组织双元只是董事会影响公司绩效的媒介之一，董事会的事务性决策如预算和财务审计、薪酬设计和激励措施等同样会对公司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组织双元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别，是因为组织双元的培养本质上是对公司探索能力和开发能力的两方面培养，而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又是组织双元的重要实践过程，其创新产出则是组织双元强弱的最直接反应。此外，创新产出与其经济效益的实现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毕竟二者之间存在着市场需求、营销能力等诸多中间因素，而探索性创新相对于开发性创新的不确定性更强。
第四，CEO权力加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对组织双元的促进作用。从普遍性观点来看，CEO权力过大易引发其个体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董事会决策和监督的效果和效率。但本研究的特殊性在于，调查样本为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很多公司存在董事长即控股股东及家族式管理的现象，CEO通常作为董事长家族成员与董事长利益一致，此时较大的CEO权力会强化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对组织双元的积极作用，当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时，这一趋向会更加明显。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当CEO持股比例高于董事长时，会抑制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对组织双元的积极作用，这与普遍观点一致，即CEO过大易引发委托—代理问题。
第五，环境不确定性对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组织双元之间的关系没有起到调节作用，但对组织双元与公司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一方面，无论外部环境平稳抑或动荡，当董事会内部存在清晰的非正式等级时，塔尖董事的个人能力和抱负都会推动其做出探索和开发的双元性决策。当外部环境平稳时，塔尖董事会居安思危，当外部环境动荡时，塔尖董事会危中寻机，时刻锚定公司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框架化的动态能力，组织双元本就是为公司克服外部环境束缚和行业生存周期限制才应运而生的，当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具备出色组织双元的公司便可更加充分地利用该动态能力，从外部环境中寻找机会，对各类可利用资源进行一系列有形和无形配置，使组织双元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发挥，从而有效推动公司绩效的提高。
第六，资源约束既能正向调节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组织双元的关系，也能对组织双元与公司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关系产生促进作用。董事会须要根据公司可利用的资源来制定战略决策，当公司面临较强的资源约束时，纵然董事会内部存在清晰的非正式等级，且塔尖董事具备优秀的个体双元及相应地决策意愿，但碍于资源的匮乏，其不得不优先解决公司面临的迫切问题，有心无力于强势探索或深度开发举措，这无疑抑制了公司的组织双元潜力。另一方面，当公司用以执行双元化战略的有形和无形条件形成后，管理层同样需要必要的资源在双元化情境下进行经营实践，可用资源的多寡便成为制约公司能否实现理想的财务和创新产出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动机源头出发，论述并实证检验了组织双元的成因，推动组织双元研究向纵深发展。现有研究对于组织双元前因变量的探讨集中于两种观点，外部环境和公司领导层，但受到研究方法论和探讨深度所限，二者均未能系统和详尽的阐述组织双元的成因。外部环境观点强调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公司双元行为的主要推动因素，这种观点颠倒了“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矛盾运动法则，将作为变化条件的外部环境放在了首位，未能突出公司内部因素的主导作用;公司领导层观点虽然考察了领导者特征、行为过程等方面对组织双元的培养，但忽视了更深层次的指导思想因素，且没有系统论述领导团队成员如何能将个人意志上升为公司决策，进而影响组织双元。鉴于此，本研究深入探讨了非正式等级在董事会内部的形成逻辑和重要性，董事会非正式等级清晰度与塔尖董事个人权力的关系，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塔尖董事的个人动机和制定双元性战略的意愿，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塔尖董事的双元性战略执行能力。通过量化分析，本研究最终得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清晰度与组织双元正相关的结论，从而系统深入地论证了组织双元的成因。
第二，基于董事会战略参与视角，系统考察董事会治理与公司长期成长的关系，将组织双元纳入董事会治理研究的理论体系中。当前的公司治理学术界虽然已有少量文献探讨了董事会对公司双元性事项的影响，但其内容基本限于对涉及公司探索或开发行为在某一方面具体应用的研究，且大多围绕双元创新，并没有在宏观层面上聚焦组织双元的根本价值，即实现公司的长期健康成长。由于董事会对全体股东负责，而不同类型股东的投资诉求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在公司治理实践中，称职的董事会不仅应该关注公司日常经营中的具体问题，更须要统筹全局，时刻秉持忧患意识，做好公司的舵手，在公司使命和战略高度上为公司长远发展指明方向，通过一系列战略性决策把握当下，布局未来，并选聘和组建与之相应的高层管理团队以推动决策的执行。这不但与组织双元的基本内涵不谋而合，也符合最高领导团队是组织双元的充分条件这一要求。基于此，本研究从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出发考查其对组织双元的影响，这同时也是以组织双元为立足点，反向推导归纳称职的董事会所应具备的根本属性的过程。由此本研究将董事会研究与董事会核心职能，即战略决策和监督，恰当地匹配融合，丰富和深化了董事会治理理论体系。
第三，构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公司绩效”研究框架，丰富了现有“董事会非正式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董事会治理的研究范式始于“正式结构—公司绩效”，研究者们多依据委托代理理论、高阶梯队理论等来解释董事会正式结构，如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健全度等因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但由于该范式忽略了公司管理层这一公司实践中最重要的内容，在逻辑推导上存在理论上的明显缺陷，因而研究者将管理实践纳入其中，将其发展为“董事会正式结构—公司行为—公司绩效”范式，以弥补前者的不足。然而，由于董事会正式结构研究所依托是董事会及其成员的直接可观测变量，其背后的逻辑基础依然是传统的经济人假设，鲜有考虑现实中人的社会属性。此外，公司董事是高层次需要者，相对更加适宜以Y假设来判定其行为。因此，研究者提出“董事会非正式结构—公司绩效”和“董事会非正式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从社会群体的角度考查董事会内部互动过程，由此调和了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假设的对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构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公司绩效”研究框架，探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如何通过组织双元最终影响公司绩效，并引入环境不确定性、CEO权力和资源约束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作用边界，从而丰富了现有董事会非正式结构研究范式。
鉴于此，本研究以我国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2012-2019年的董事成员任职信息与相关财务数据和专利数据为研究样本，并考虑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特质，将政治关联和金融关联纳入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衡量范畴，以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及其启示为核心，构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衡量指标。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如何通过组织双元对公司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此外，本研究还考察了CEO权力对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组织双元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环境不确定性与资源约束对组织双元中介效应的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之后，本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等级有利于组织双元的培养。董事会并非仅是基于正式制度安排的平等合议式决策团队，由董事会个体成员能力差异形成的非正式等级同样会对董事会决策产生影响。由于董事会需要在缺乏明确程序的前提下，在有限时间内，以民主的方式做出重要的决策，拥有出色决策能力和影响力的董事往往会赢得其他成员的尊敬和服从，自愿赋予其决策主导地位并以合作的方式为之提供建设性意见，从而提升了董事会决策效果和效率。在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中，塔尖董事出于维护已得到满足的他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具有充分动机去开发现有业务以满足公司短期效益，同时制定探索性决策以实现公司长期发展。而塔尖董事的意见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不但有意愿，而且有能力去实现公司不同类型股东的投资目标，即资本保值增值和稳定分红的可持续，能够从投资决策、公司文化、组织结构、团队建设、预算支持等各方面为组织双元提供其所需的有形和无形资源，强化现有竞争优势，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推动组织双元的培养。
第二，组织双元能够提升公司的财务绩效与创新绩效。作为框架化的动态能力，组织双元的基本价值是保证公司不在探索和开发二者间偏执一端。开发活动虽然有利于保证公司在可预见未来的稳定收益，但对其过于强调则会使公司难以适应未来发生的重大环境变化，而过于强调探索活动则又不可避免地会挤占开发性业务的合理资源需要，对公司当前的生存产生消极影响。鉴于此，组织双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使公司在锚定使命和宗旨的前提下，通过灵活地配置探索性和开发性资源，使开发性业务持续地得到强化，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市场份额，并积极投资探索性领域，为实现公司长期发展寻找新的价值增长点。通过自上而下的系统化建设，组织双元可使公司实现持续、稳定的现金流，而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果也在公司制度上得到了可持续的保证，大幅降低了间断的隐患。
第三，组织双元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影响公司财务绩效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但中介作用的程度存在差别，组织双元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影响公司财务绩效中的中介效应要强于其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影响公司创新绩效中的中介效应。部分而非完全中介作用的原因在于组织双元只是董事会影响公司绩效的媒介之一，董事会的事务性决策如预算和财务审计、薪酬设计和激励措施等同样会对公司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组织双元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别，是因为组织双元的培养本质上是对公司探索能力和开发能力的两方面培养，而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又是组织双元的重要实践过程，其创新产出则是组织双元强弱的最直接反应。此外，创新产出与其经济效益的实现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毕竟二者之间存在着市场需求、营销能力等诸多中间因素，而探索性创新相对于开发性创新的不确定性更强。
第四，CEO权力加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对组织双元的促进作用。从普遍性观点来看，CEO权力过大易引发其个体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董事会决策和监督的效果和效率。但本研究的特殊性在于，调查样本为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很多公司存在董事长即控股股东及家族式管理的现象，CEO通常作为董事长家族成员与董事长利益一致，此时较大的CEO权力会强化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对组织双元的积极作用，当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时，这一趋向会更加明显。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当CEO持股比例高于董事长时，会抑制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对组织双元的积极作用，这与普遍观点一致，即CEO过大易引发委托—代理问题。
第五，环境不确定性对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组织双元之间的关系没有起到调节作用，但对组织双元与公司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一方面，无论外部环境平稳抑或动荡，当董事会内部存在清晰的非正式等级时，塔尖董事的个人能力和抱负都会推动其做出探索和开发的双元性决策。当外部环境平稳时，塔尖董事会居安思危，当外部环境动荡时，塔尖董事会危中寻机，时刻锚定公司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框架化的动态能力，组织双元本就是为公司克服外部环境束缚和行业生存周期限制才应运而生的，当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具备出色组织双元的公司便可更加充分地利用该动态能力，从外部环境中寻找机会，对各类可利用资源进行一系列有形和无形配置，使组织双元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发挥，从而有效推动公司绩效的提高。
第六，资源约束既能正向调节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组织双元的关系，也能对组织双元与公司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关系产生促进作用。董事会须要根据公司可利用的资源来制定战略决策，当公司面临较强的资源约束时，纵然董事会内部存在清晰的非正式等级，且塔尖董事具备优秀的个体双元及相应地决策意愿，但碍于资源的匮乏，其不得不优先解决公司面临的迫切问题，有心无力于强势探索或深度开发举措，这无疑抑制了公司的组织双元潜力。另一方面，当公司用以执行双元化战略的有形和无形条件形成后，管理层同样需要必要的资源在双元化情境下进行经营实践，可用资源的多寡便成为制约公司能否实现理想的财务和创新产出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动机源头出发，论述并实证检验了组织双元的成因，推动组织双元研究向纵深发展。现有研究对于组织双元前因变量的探讨集中于两种观点，外部环境和公司领导层，但受到研究方法论和探讨深度所限，二者均未能系统和详尽的阐述组织双元的成因。外部环境观点强调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公司双元行为的主要推动因素，这种观点颠倒了“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矛盾运动法则，将作为变化条件的外部环境放在了首位，未能突出公司内部因素的主导作用;公司领导层观点虽然考察了领导者特征、行为过程等方面对组织双元的培养，但忽视了更深层次的指导思想因素，且没有系统论述领导团队成员如何能将个人意志上升为公司决策，进而影响组织双元。鉴于此，本研究深入探讨了非正式等级在董事会内部的形成逻辑和重要性，董事会非正式等级清晰度与塔尖董事个人权力的关系，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塔尖董事的个人动机和制定双元性战略的意愿，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塔尖董事的双元性战略执行能力。通过量化分析，本研究最终得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清晰度与组织双元正相关的结论，从而系统深入地论证了组织双元的成因。
第二，基于董事会战略参与视角，系统考察董事会治理与公司长期成长的关系，将组织双元纳入董事会治理研究的理论体系中。当前的公司治理学术界虽然已有少量文献探讨了董事会对公司双元性事项的影响，但其内容基本限于对涉及公司探索或开发行为在某一方面具体应用的研究，且大多围绕双元创新，并没有在宏观层面上聚焦组织双元的根本价值，即实现公司的长期健康成长。由于董事会对全体股东负责，而不同类型股东的投资诉求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在公司治理实践中，称职的董事会不仅应该关注公司日常经营中的具体问题，更须要统筹全局，时刻秉持忧患意识，做好公司的舵手，在公司使命和战略高度上为公司长远发展指明方向，通过一系列战略性决策把握当下，布局未来，并选聘和组建与之相应的高层管理团队以推动决策的执行。这不但与组织双元的基本内涵不谋而合，也符合最高领导团队是组织双元的充分条件这一要求。基于此，本研究从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出发考查其对组织双元的影响，这同时也是以组织双元为立足点，反向推导归纳称职的董事会所应具备的根本属性的过程。由此本研究将董事会研究与董事会核心职能，即战略决策和监督，恰当地匹配融合，丰富和深化了董事会治理理论体系。
第三，构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公司绩效”研究框架，丰富了现有“董事会非正式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董事会治理的研究范式始于“正式结构—公司绩效”，研究者们多依据委托代理理论、高阶梯队理论等来解释董事会正式结构，如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健全度等因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但由于该范式忽略了公司管理层这一公司实践中最重要的内容，在逻辑推导上存在理论上的明显缺陷，因而研究者将管理实践纳入其中，将其发展为“董事会正式结构—公司行为—公司绩效”范式，以弥补前者的不足。然而，由于董事会正式结构研究所依托是董事会及其成员的直接可观测变量，其背后的逻辑基础依然是传统的经济人假设，鲜有考虑现实中人的社会属性。此外，公司董事是高层次需要者，相对更加适宜以Y假设来判定其行为。因此，研究者提出“董事会非正式结构—公司绩效”和“董事会非正式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从社会群体的角度考查董事会内部互动过程，由此调和了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假设的对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构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公司绩效”研究框架，探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如何通过组织双元最终影响公司绩效，并引入环境不确定性、CEO权力和资源约束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作用边界，从而丰富了现有董事会非正式结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