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283-343)，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他是一位著名的道教理论家、中医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抱朴子》是他的代表作，也最能反映他的思想。我国学术界目前有关葛洪的研究主要涉及他在道教史、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而对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广泛论及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时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哲学、管理哲学等学术思想，缺乏应有的探讨，在文本方面，多数学者也只是关注他的《抱朴子内篇》，对《抱朴子外篇》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这样就很难给葛洪在文化史上有个比较公正、全面的定位。这种研究现状既激发了我们深入探究葛洪政治、管理哲学思想的兴趣，也留给了我们足够的探讨空间。经过较长时间的资料搜寻、梳理和辨析工作，我们最终决定运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和方法，对葛洪的《抱朴子》“内外篇”综合地加以分析，进而通过对葛洪关于社会理想和人生境界的追求进行考察，来探讨葛洪关于社会运行模式的构建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哲学和管理哲学思想，并试图对葛洪在政治文化史上的地位予以重新界定。 葛洪关于社会运行模式的构建，可以说是一个“成系统的”论证过程，其中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内容。在理论构建的过程中，他以对“纲漏防坏、风颓教沮”的社会现实的揭露与批斥为前提，以实现“社会整合”为目的，以“社会设置”为内容，以“社会控制”为手段和途径，构成了较为完备的学说体系。同时，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他还对传统的社会运行理论(儒、法、道、墨等学派的治国方略)进行了解析，具有明显的兼采众长的倾向。葛洪在构建社会运行模式时，就社会设置方面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和主张，特别是他的“身国同构、儒道互补”的思维路径对隋唐以后的政治文化整合提供了积极的参考，他的人才观、贫富观、养生论等即是对今日的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葛洪的治国理论是对儒法道三家的继承与超越，他认为儒家的“德治论”、法家的“法治论”和道家的“道治论”各执一端，均有偏失，因而主张“身国同构、儒道互补、刑为仁佐”。就政治现实的层面而言，他援引了儒家和法家的治国之术，而且非常强调“礼”和“法”的社会控制作用；但就政治哲学的层面来看，“道本儒末”是葛洪治国方略的核心，“道”是他治国思想的根本。魏晋时代，社会转型导致社会失范，“纲漏防坏、风颓教沮”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本”既失而求诸“末”，才是可行、有效之途，而“博闻深洽”的葛洪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取舍睿智和决断能力，他在其治国方略中兼采儒、法、道、墨各家的治国主张，很明显是从“用”和“器”的层面上去考虑，是一种典型的权衡利弊、追求实效之举，“道”仍是其治国方略的“体”和“本”，在儒道关系上，葛洪应该是一名儒道兼综、儒道互补和道本儒末论者。 纵观葛洪一生，“道术儒修无二致，神仙忠孝有完人”是对其人生理想和追求的最好概括，他主张“身国同构”，不愧是魏晋时期亦仙亦圣、出处两得的典范。但细加辨析，我们便会发现他的归隐“有不自愿的成分，但更有自觉自愿的方面”，实质上是他与权力集团(司马氏集团)之间那种主观上“疏离”、客观上“见弃”的政治生活状态的反映，入世济世应该才是葛洪人生理想和追求的主要基调。葛洪及其《抱朴子》在历史上受到误解、忽略，甚至于受到批斥，其主要的原因在于葛洪自身。首先，他在角色定位上以“文儒”自诩，“议者”的身份决定了他的处世态度和价值取向，他有意无意中对政治权威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同时也表现出了深刻的政治疏离感，这种心态流露于他的《抱朴子》中，必然影响了后人对其思想的解读和认同。其次，葛洪处心积虑地构建道教神学理论，幻想以“神仙”信仰来统一社会意识形态，试图将社会矛盾转移到对“长生成仙”的追求上去，以“仙道学说”来实现社会思想文化的整合，本来倒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但因为理论的缺陷，导致其构建的神仙道教理论上不够精巧、圆融，很难发挥作为宗教的那种“教导”、“安慰”、“辩护”和“束缚”的作用和功能。再次，在治国的“道”和“术”方面，他虽然提出了一些与前不同的观点、主张，但基本上仍是侧重于社会道德的净化，“匡失弼违、醒迷补过”是其主要的目标，这就使他的治国方略仍然停留于“治道”(即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管理学”的层面)的水平，而对治国之道更为重要的方面“政道”(一般是指完善政治制度的措施和方法，其涉及到政体和制度的调整，以及对权力主体的权力制约、行为监督等方面的改弦更张等)则涉及不够，这样就减弱了他的治国方略的政治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