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辞分析是国内外研究的重要领域,多数研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修辞学、句法学、概念功能语言学等方面对各类演讲辞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分析。而本文以习近平和特朗普的政治演讲辞为例,从评价理论中的态度资源系统视角对两种不同的语篇进行对比分析,将会对语言学习者的语言敏感度以及如何更好地使用态度词汇来表达个人情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研究以中外两位国家领导人的演讲辞为分析对象,从评价理论的态度系统角度分析其所体现出来的情感表达差异。具体来说,研究分别从国家官方网站摘录了中美两国国家领导人在2019-2020年间发表的20篇演讲辞作为分析对象,借助UAM Corpus Tools,以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系统下的情感类、判定类、鉴赏类资源的具体分类和定义为标准,分析中美两种政治演讲辞在态度资源词汇上的使用差异,并深入分析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分析的二十篇中英文语料中,汉语的态度资源词汇占总体的2.1%,而英文的则占到了2.8%,由此可以看出,英语政治演讲辞中所使用的态度资源词汇比重大于汉语演讲辞。第二,在情感资源(affect)子系统中,情绪性资源(un/happiness)和倾向性资源(dis/inclination)的使用差异最为明显,汉语演讲辞中的倾向类(dis/inclination)和安全类(un/security)的占比较高,分别占到总体的28%和29.3%,而英语演讲辞中的情绪类(un/happiness)的占比明显偏高,占到总体的29.4%。因此可以看出英语演讲辞更强调自我感受,汉语演讲辞更倾向于从整体出发来表达对事物的期待和展望;第三,在判断资源(judgment)子系统(judgment)中,两类演讲辞都对能力类资源词汇(capacity)均比较侧重,分别占到42.2%和34%,而在两类演讲辞中,社会评判类资源(social esteem)的使用率高于社会裁决类资源(social sanction),因此可以看出,在政治演讲辞中中外研究辞中也存在一定的共性;第四,在鉴赏类资源(appreciation)子系统中,汉语演讲辞更加侧重于评估类资源(valuation)占到总体的49.1%,而英语演讲辞中反应类资源(reaction)的占比则明显高于其他,占到总体的40%。本研究从语言、宗教、文化的维度分析其产生差异的根源发现:首先,从语言本身来看,英语与汉语在表述上存在很多差异,英语的词汇量大于汉语,且位置相对固定,所以英语多使用固定的形容词作定语,而汉语则既能采用形容词又可采用名词作定语,但大多数的态度资源都属于形容词,因此汉语演讲辞中的态度资源类词汇比重较低;其次,从宗教溯源来看,中国由于受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影响,更重稳定与和谐,而美国由于受到宗教运动改革的影响,更重个人与创新,所以在汉语演讲辞中多使用倾向类(dis/inclination)和安全类(in/security)资源词汇,而在英语演讲辞中则多采用情绪类(un/happiness)和反应类(reaction)资源词汇;最后,从文化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更重集体感和对方感受,而美国曾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因此更加重个人权利的维护性,所以汉语演讲辞多采用评估类(valuation)资源,英语演讲辞多采用反应类(reaction)和情绪类(un/happiness)资源。从整体上看,本研究利用UAM Corpus tool,较为科学和完整地探索了在中英文演讲辞中的各类态度资源词汇的使用侧重异同,且从语言学,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三个方面,对其用词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进一步探索,从而对于深刻了解不同语言符号的人际意义,中英文政治演讲辞中实现交际目的的用词手段的差异,以及深刻思考其差异背后的语言侧重异同,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