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的现象已经作为一种新型的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分布结构特征,逐渐被学术界认为是决定和推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率的水平能够进一步提升的重要经济驱动因素。当前处于发展阶段的我国的产业集聚已经不仅仅是广义上泛指某一产业与相同产业的集聚,而是更多地体现在相关联产业间的协同集聚上。对于生产性的服务业,作为主要是服务于我国制造业的一类重要的综合性服务产业,相关研究者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到该产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现象。特别是随着我国研究者对这两个产业间的协同集聚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两者之间协同集聚的外部效应也已经开始逐渐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而在我国制造业迅速发展并且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此过程中发生着非常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污染物由原先的低排放发展到如今的高排放,环境的状态也由原先的低恶化到现在的高恶化,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情况已经由原先的一个区域型、单一型的环境污染问题转变为一个全局型、复杂型的环境污染。也因为此,我们的国家开始充分意识到只是盲目的发展经济已经不可行,充分考虑到环境问题的可连续性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根据现有的许多理论和研究可知,能够通过升级制造业产业结构以及使企业实现对相关产品和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应用来达到有效控制制造业的环境污染的效果。而制造业和生产性的服务业的深化互动可以直接推动我国制造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更新,提高我国制造业研发和生产的效率,并促进制造业的相关技术的协同创新。所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怎样通过产业集聚的影响达到产业绿色升级与发展的效果。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环境污染外部性影响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基于2007—2017年30个全国各省（含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进行了的实证分析。其中被解释变量环境污染的水平用工业二氧化硫污染物排放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核心解释变量主要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水平,用区位熵对其进行了测度。同时选用了投资规模、人均经济财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外商投资、环境规制及人口密度作为其他的相关解释变量,构建Stirpat随机模型。并将全国地区的样本分为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检验了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相对应地区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对当地环境污染造成影响的地区异质性。目前关于这两个产业协同集聚的外部效应研究大多是集中于这两个产业协同集聚对其带来的外部社会经济效应,鲜少有人关注到这两个产业协同的集聚对制造业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并对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研究。而且关于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效应影响,也多是集中于单一产业对其的影响,而本文的主要研究的方向和对象上就是集中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的集聚对制造业环境污染的外部效应影响,所以这个研究的方向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创新点。根据本文模型研究的结果可知,环境污染受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之间的协同集聚对其的抑制作用是显著的。本文进一步对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与相对应的各地区制造业之间的协同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果进行了研究,并发现,从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环境污染的抑制效果来看,东部地区的抑制效果比中部以及西部地区更显著。目前我国各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水平仍然有着不小的距离,这就非常需要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部门能够通过制定科学的政策来引导构建一个健康公平的合作平台,也是为保障和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和发展升级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在加快和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程的同时应该充分考虑我国各区域间服务业集聚的差异,一方面对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应该进一步推动拥有高技术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为制造业提供良好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以促进其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要充分调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积极性,并加快其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发挥产业协同集聚的正外部性特征,促进我国制造业加速向绿色发展转型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