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探讨诠释学方法论意识觉醒的过程,以为解决其当代困境提供参考,应从分析理解活动本身开始。理解意味着对理解活动及其方法的本质的表达及其超越,故探讨其理论正是要从理解活动的特征出发。理解发生在对主体有限目的有意识的满足和在活动中对自己有限能力的信任之中,所以理解理论应该首先重视对理解目的的阐发和能力的肯定,以保持理解活动自身的持存。无论是语言文本,还是以语言作为中介的历史流传物,都使理解活动具有客观存在的对象性特征。理解理论必须尊重理解对象客观性,从而实现对理解自身现实存在性的肯定。无论从主体的角度,还是从对象的角度来说,理解活动都内在地要求持续存在。这种持存性要求理解理论最终必然注重对“超越”的无限未来的寻求,以不断实现新的进步。在诠释学方法论意识觉醒的思想背景中,《奥斯堡信条》(1530年6月25日)作为路德宗最重要的信仰说明,认为天主教会的传统解释方法是有害于信仰的。理解圣经的核心在于认识到虽然人具有罪,是有限的,但我们依然需要通过理解活动与上帝处于义的关系中。主体在此岸有限的世界中,可以依赖对彼岸世界无限真理的信仰,正确理解圣经,并最终借助有限获取无限救赎之道。虽然基于有限的“人言”,但在不断满足有限主体超越需求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依靠“圣言”的超越性。对无限至善的追求,使得有限主体可以在理解活动中持续扬弃自身,走向无限,最终驱动理解活动生生不息。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天主教召开的特伦托会议(1545-1563)为圣经理解确定性提出了以文本与传统相结合作为基础的设想。在会议颁布的教令中,教会首先认定圣经正典作为无限圣言的超越地位在其神学理解活动中不可动摇；天主教传统以使徒统绪作为基础,借着从耶稣那里传递而来的神圣权威而获得无限的超越品质,从而可以引导圣经理解活动中实现对有限的人的救赎。但无论是理解活动中的文本还是传统都无法摆脱其“属人的创制”对象性质所蕴含的种种有限性,最终致使理解总是难以在寻求无限的过程中囿于自身的有限性。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虽然认为圣经理解的目标是无限的神学救赎,但他认定圣经文本的行文方式以及神学家们假的前理解是造成圣经误解的根本原因。为了归正误解,必须将虽非信仰事务,但亦呈现着上帝真理的科学知识纳入圣经的神学解释之中,以确定正确的科学知识归正圣经误解。圣经的神学诠释中科学与神学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张力,其本质是追求无限救赎的过程中,主体总是渴望从有限实现跨越。但这种张力恰恰又是始终伴随着解释活动,并促进解释的发展,意义与文明的更新。在十六世纪关于无限救赎的圣经解释理论的争论中,神学方法因未能提供足够的说服力而遭到质疑,陷入危机。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则认为能够说服人的所谓理性和感官能力恰恰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正是人对自己有限能力的过分倚仗,才导致了崩塌与混乱。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正是对自我能力的彻底怀疑,并重回天主教传统信仰的怀抱中。虽然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借鉴了蒙田的怀疑主义方法,但他为人的有限性寻找到了无可置疑的基点：“我思”,并使这种主体理性能力获得了无限超越的意义。即便如此,笛卡尔也并非是以某种无限来代替有限,而是为有限主体寻找到了无限的根据。正是在这种理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丹豪尔(Johann Conrad Dannhauer,1603-1666)提出建立一种探索确定的正确知识,而非神学救赎真理,普遍的诠释学体系的设想。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的圣经诠释思想将从16-17世纪人们在理解方面的所有思想资源都进行了会通。在他那里,首先要将有限的人的理性思考与感觉能力从神学权威中解放出来,其次将圣经文本从神学对其神圣超越性的传统中解放出来。他认为只有以“有限”的人的理性和感觉能力为基础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理解真理。诠释从之前以理解获得救赎真理为目的的独特方法,走向了以普遍的科学方法和理性推理作为构建模式的确定知识获得理论,亦即丹豪尔所提出的普遍诠释学。斯宾诺莎从神学权威中解放哲学思考的自由,在获得正确的理解知识的过程中实现了现代诠释学方法论意识的觉醒,为探讨无限真理的神学理解方法最终演变成寻求正确知识的现代诠释学方法论体系提供了基础。在斯宾诺莎之后,现代哲学家们利用神学诠释方法的危机,从理性的自我确证和科学实证的角度出发,逐渐建立了现代诠释学方法论体系。他们选择理解活动中立足于获得关于“有限”的确定知识,而悬置了神学解释中所谓无限的救赎真理。随着诠释理论的发展,我们发现现代诠释学方法论体系在悬置神学理解的“无限”目标的同时并未能兑现其允诺,无论是“符合”论的关于有限的认知的,还是构建或满足自我实现目标的诠释学理论,都未能提供给我们某种无可置疑的确定的知识；甚至这些理论也并没有能够切实反映理解活动不断发展的历史经验,更不能推动理解活动的不断前进。据此,以“有限”作为基础,悬置“无限”的诠释学理论体系,未能满足理解活动及其方法对自身表达及超越的内在要求。任何一种理解理论的构建首先要直面理解活动自身的特征,即理解总是发生在当下现世之中,即其必然依赖“有限”发挥其作用,关于“有限”的知识的获得为理解活动的继续提供了信心。但这并不表明被现代诠释学理论所悬置的“无限”不具有意义,相反,对于无限彼岸设定正是为了将当下受限之苦设想为可以被超越和扬弃的对象,并因之而为实现人的未来方向提供希望。虽然未来“无限”不可能为任何“有限”完全展示,当下与未来之间天然地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但理解活动正是在这种距离的弥合之中,借助“更好的”理解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并为人们从“有限”的现世中不断进步提供动力。